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鄭城認為，這樣一個關系到上億人日常出行、數百萬出租車司機的政策改革及產業博弈，必須小心謹慎，兼聽則明，理性判斷，放眼長遠。

“共享經濟”是一個全世界都在面對的新事物。今年5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鄭城去美國旅行，與研究“共享出行”的專家教授交流，看到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了好多關于私車上路作為出租車運營的經濟社會問題。

這讓鄭城想到中國的媒體報道，似乎多從創新的角度出發對此支持，而少有另一面的討論。他說，事實上，這樣一個關系到上億人日常出行、數百萬出租車司機的政策改革及產業博弈，必須小心謹慎，兼聽則明，理性判斷，放眼長遠。

專車模式是指私車通過網絡平臺參與類似出租車的運營。與美國專家教授交流、看了美國相關報道之后，鄭城對所謂“專車業態比傳統出租車好”產生了三個疑問。

一問：如何平衡投資人和公眾的利益？

目前的專車平臺公司如Uber等，都是風險投資的創業公司，投資人都在要求10倍以上的回報。如果專車公司現在花了幾十億補貼燒錢，之后很可能從多收乘客車資和向司機收取服務費這兩個渠道，成幾十倍的賺回。而政策制定者的底線，應該是不能讓公眾來接盤買單。

出租汽車介于公共交通和私人汽車之間，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補充，如電力行業一樣，消費者短期議價能力薄弱。政策制定者要獲得價格可負擔的、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務，必須監管其價格及品質，在透明公開的公司準入資質下，鼓勵充分的公平競爭。由純商業利益驅動的公司來壟斷此行業，極可能損害乘客和從業者(司機)的利益。就這個角度來看，監管缺失的專車主導的模式將導致壟斷性質的商業公司與民爭利。

消費者利益可能得不到保護。乘客由于議價能力薄弱，可能需要支付更多費用行。Uber在美國，通過實時高峰溢價來調節供應，其實質是讓更多的人負擔不起高峰期打車，從而達到“供需平衡”。因為公司的商業模式是從車費中抽取固定傭金，當然樂見2倍、3倍的高峰溢價，令公司收益更高，甚至可能對司機操控價格視而見。現在乘客抱怨高峰期打車難，但日后若高峰期不能承擔2倍3倍的動態加價，打車便成為不可能。

從業者(司機)在未來的勞資關系中，可能是弱勢一方。Uber穩定市場份額后，單方面提高了對司機的“份子錢”。當被投資者問及如果司機不滿怎么辦，Uber的CFO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我們能。”現在個別地方出租車司機罷工游行，抗議份子錢過高。未來在新的市場體制下，如果專車公司對提供服務者收取高額服務費，政府是否有對應的約束機制？對于可能出現的罷工等情況，政府是否做好了心理準備？

二問：專車與出租車本質區別何在？

“共享出行”的學術定義是，司機在前往一個既定目的地時，順路搭另一個乘客。這樣可減少路上的汽車數量，少“添堵”，少耗能，少尾氣，少排碳。而專車平臺公司的服務，大多稱不上“共享出行”，本質與出租車無異。上述各種積極的社會和環境效應也無從談起。

當然也可以取其技術創新的精華，借此機會，推動出租車行業改革，將出租車行業改革歸位在政府監管下、準入機制透明公開、有充分市場競爭的高效行業，將“互聯網+”的技術創新，用于提升出租車行業的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同時，將現有專車模式中的優良元素建設性地整合入現有的出租車行業架構，形成多管齊下的策略，提升整體城市交通系統效率。

環保部門也可注入專項資金，用于補貼出租車行業，購買節能環保車輛。如果一輛出租車一天接客40單，相當于20輛私家車。單純從補貼環保而言，在短期內，相當于用1塊錢做了20塊錢的事。這對于節能減碳，治理霧霾，不失為一個好的思路：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形成合力，解決環境問題。

簡單提高供應車輛來解決高峰期打車難，會增加非高峰期的空載率，加劇高峰期的道路擁堵，帶來經濟能源環境的資源浪費。一個多管齊下的策略，可以更有效地運用科技創新，來提升系統層面的效率。

因此，合法化有質量控制的專車模式，為愿意多付車資的需求群提供高質量的安全的服務；監管私家車拼車平臺，通過非營利的標準，杜絕私家車用拼車的名義做黑車的生意(如有些本來不開車的車主，可能想下班后做黑車來賺錢養車，反而增加了交通擁堵)；借鑒國外經驗，政策上允許各城市制定高峰期的固定車資溢價(如加價30%)，來激勵民眾錯峰出行；政府可督促出租車行業用互聯網+的科技提升效率盤活存量，透明化出租車行業的準入機制，通過服務質量考核，決定公司未來的營運資格。

三問：如何平衡經濟效率與公平？

在中國面臨就業壓力的大環境下，鼓勵專車，是冒著毀掉百萬出租車司機的穩定工作的風險。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不穩定收入的兼職司機工作，可能是一個得不償失的方向。

以私車模式為代表的“共享經濟”已成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話題。美國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就強烈批評“共享經濟”對就業市場與和諧社會的惡劣影響，承諾若當選后會打擊這些不良趨勢，對這些公司加強監管。“共享經濟”對工作市場的不良深遠影響，在學術界也引發了討論與思考。

在美國，所謂“共享經濟”帶來的工作價值垮塌和對和諧社會的惡劣長期影響，尚且讓前勞工部長難以接受。中國毋庸置疑更應該保護勞動者的利益。

從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看，一個和諧繁榮的經濟體，要讓更多人有穩定的全職工作，才有成家立業的經濟基礎。如果大部分經濟活動都碎片化、兼職化，民眾不得不接受苛刻條件，而公司投資人日進斗金，社會的兩極分化必將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激增。

如何將科技創新成果正確運用，帶來社會的整體進步，是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探索關注的命題。是增加每個從業者的生產力，從而帶來收入提高，還是利用“閑置資源”(低成本勞動力)來降低供應成本，在零和游戲的路上樂此不疲？

羊毛出在羊身上。還記得去年出租車司機歡樂地在打車軟件上搶單拿補貼嗎？現在打車軟件引入私車，讓這些出租車司機的生計大受影響。今天的乘客也要思考，專車補貼之后，出租車行業消失殆盡之時，專車公司坐地起價，會不會成為常態呢？當一些人開始疑惑專車公司的燒錢何以為繼，可能潛意識里也在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