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車的“職涯”注定是跌宕起伏的，在輿論爭鳴中，“職場新人”專車近日獲發“員工守則”。由交通運輸部會同多部門起草的《關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自10月10日始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

專車的“職涯”注定是跌宕起伏的，在輿論爭鳴中，“職場新人”專車近日獲發“員工守則”。由交通運輸部會同多部門起草的《關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自10月10日始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

引人關注的是，交通部這一新政對網約車祭出了六大殺手锏：一是多地報備、申請；二是強制轉變車輛使用性質的登記；三是延用數量管制；四是延用價格管制；五是強加司機和平臺的勞動關系；六是以“不得占有市場支配地位”鎖定平臺發展空間。由此引發熱議。出租車行業改革怎么改？網約車監管應堅守什么原則？如何轉變傳統思維？如何在政府監管與網約車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對此，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

尋求新舊業態共存的最大公約數

新鮮出爐的網約車新規(意見稿)在肯定專車合法的同時，還對經營專車的企業資質、車輛性質及駕駛標準等內容都進行了限定。譬如，專車經營者被要求在服務所在地“不應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不得妨礙市場公平競爭”；專車運價應實行政府指導價或市場調節價；從業車輛須登記為出租客運，營運年限由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自行確定，控制數量；專車司機需與專車經營者簽訂勞動合同，成為職業司機。不少業內人士認為，這不是一個“互聯網+”的方案，反倒像“互聯網-”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消滅互聯網的方案。

姜奇平坦言，這兩個政策應當結合起來進行解讀。一方面，網約車新規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力度較大(尤其是關于“份子錢”的規定)，這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要讓傳統出租車接受新規亦有難度。尋求二者的平衡點是門大學問。就社會反應而言，目前的網絡約租車改革方案的確未達到市場預期。

他指出，專車的發展需要寬松的政策環境，唯如此才能像電子商務一樣勢如破竹。譬如，在網約車新政前幾日，上海政府向滴滴快的發出了國內第一張“專車牌照”，成為全國首個落地試點專車運營管理模式的城市，相信這類模式會助推互聯網+的發展。

對于網約車的監管，姜奇平表示，應秉承三個原則。首先，最大公約數。新業態要發展，舊業態同樣也要生存?；ヂ摼W+專車應該把追求利益相關方的最大公約數作為出臺政策的出發點，以發展增進最大公約數。以出租車管理費即“份子錢”為例，實際上，新業態可以通過完全競爭打掉“份子錢”對應的那點利益，但倘或如此，新業態得不償失，光是內耗造成的損失就不只這個數。創造增量才是終極目標。如果連幾百塊、幾千塊的蠅頭小利都不能包容，新舊業態又談何發展？

其次，鼓勵創新。作為“互聯網+交通”中涌現出的新業態，新規要將新舊業態加以區別管理，為新業態的發展營造寬松的環境。

再者，從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新業態增量發展的長線方向在于，按照高品質服務、差異化經營的原則，與舊業務錯位經營，以滿足更廣、更深入、更細分化的市場需求。不要把消費者當做不懂事的孩子，制定規則要更多地聽聽來自市場的聲音。

打破出租車行業監管的傳統思維

網約車的發展已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更改變了出租車行業，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以傳統出租車的模式來管理網約車真的行得通嗎？顯而易見，答案是否定的。專車不應被當作新型出租車管理，專車也不僅僅是出租車的補充。

在姜奇平看來，出租車改革需要探索改進適合互聯網特點的管理，以發展增進最大公約數。就此，姜奇平從四個方面闡述了新業態要如何發展：其一，舊業態下，管人與管車一體，通過改革推進兩權合一，有利于減少層層轉包；而新業態下，分享型經濟要求兩權分離，人員使用與車輛歸屬分離，管人與管車可能不是一回事。人管得嚴點，車管得松點，也許效果更好。其二，新業態多采取平臺與增值業務分離的形式，平臺免費不能認為是低于成本定價進行不正當競爭，因為還有增值業務進行補償；也不能僅以市場占有份額確定平臺壟斷，因為相關市場也應包括增值應用市場。其三，舊業態下的車一直管到縣，但互聯網打破了地域限制，對新業態若一直管到縣可能助長地方保護。其四，如果任由地方對專車進行數量管控，不利于專車發展。

顯然，對于網約車監管，倘若不扭轉思維，一味以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固有模式進行監管，只會適得其反，讓原來就被質疑的出租車特許經營模式強化，從而延緩行業變革與創新的進程。

兼顧政府干預與市場規律可借力平臺

從長遠看，城市公共交通和基于“互聯網+”概念的專車并存是一個大趨勢。為引導出行市場的良性發展，從立法層面來看，對專車實施管理是必然的。不過，需要明確的是，專車模式的本質是共享經濟、是“互聯網+”，對于這一新生事物的監管自然應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去運作。

那么，政府職責與企業職責該如何劃分？姜奇平表示，出租車行業在各國都是受管制的，在出租車這樣一個特殊行業里，要兼顧政府干預與市場規律，發揮平臺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姜奇平認為，在提倡政府簡政放權的當下，行政審批的趨勢是限制而不是擴大，而當政府的監管弱化或退出后，發揮專車平臺的力量至關重要。具體而言，站在監管者的角度，網約車新政中對于車、人的規定，更側重于安全問題；而從互聯網發展的經驗來看，平臺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對乘客安全的考慮絕不亞于政府，同時，無論在技術上還是體制上，平臺的管理手段也都更為完善。因此，比較合理的政策應該是，過去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更多地轉由社會、平臺來分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