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上月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至9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17428.5億元，同比下降8.2%。其中，中央企業利潤總額12459.4億元，同比下降10.2%；地方國有企業利潤總額4969.1億元，同比下降2.7%。而前8個月國有企業的利潤降幅還維持在6.6%的位置。

2015年前9個月，國有企業利潤降幅繼續擴大。

財政部上月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至9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17428.5億元，同比下降8.2%。其中，中央企業利潤總額12459.4億元，同比下降10.2%；地方國有企業利潤總額4969.1億元，同比下降2.7%。而前8個月國有企業的利潤降幅還維持在6.6%的位置。

同樣明顯下滑的，還有國企的營業總收入。財政部前三季度數據顯示，1至9月，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330571.7億元，同比下降6.1%。其中中央企業199497.6億元，同比下降8%，地方國有企業131074.1億元，同比下降3%。

主要行業盈利情況方面，1月至9月，交通、電子、電力和化工等行業實現利潤同比增幅較大；石化、石油和建材等行業實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鋼鐵、煤炭和有色行業繼續虧損。

進入2015年，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力軍，國有企業、大型央企陷入了利潤與營收雙雙大幅下滑之困。

沉重負債下的攻堅戰

“1至9月國企利潤數據反映了宏觀經濟形勢下行壓力非常大，甚至可以說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跡象。不僅國企利潤有顯著的下滑，國企的營業收入甚至營業成本都有比較明顯的下行，這都反映了物價的下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汪德華如是解讀。

更為嚴峻的是，營收與利潤雙下滑的同時，國有企業還背負著沉重的負債。來自財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9月末，國有企業負債總額超過77.7萬億元，同比增長19.2%。而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同比增長17.1%，增速比負債增速低逾2個百分點。

對于資產負債的急速上升，汪德華表示，國企的資產和負債都有明顯的上升，財務費用增速也比較明顯。這反映出今年以來國有企業加杠桿的現象比較明顯。加杠桿可以為穩定宏觀經濟形勢起到一定支撐作用，不過短期看效果還不是很明顯。

國企加杠桿能否撬動其經濟效益的反彈？接受企業觀察報記者采訪的多位經濟學家對此表示并不肯定。

“國有企業、大型央企營收與利潤大幅下滑，首先是受國際國內總體經濟形勢的影響，從外部看，西方國家經濟復蘇乏力，全球經濟動蕩等使外需持續放緩；從內部看，國內經濟持續下行、投資下降、需求收縮。在整體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國企的盈利狀況受到影響在所難免。”汪德華對企業觀察報記者表示，當世界經濟，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的新經濟體處于動蕩的時候，作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國企很難獨善其身。

而在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看來，國企業績的顯著下滑，更與國企管控能力、競爭力長期得不到改善有關。“將中國國企與世界上同行的一流企業進行比較，就會輕易地發現他們在管理上和競爭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國國企‘集而不團、管而不控’的現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競爭力的問題表現在創新動力、創新能力、創新意識不足。創新的原動力在于創造力，只有具備持久創造力的企業，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他說，具有130多年歷史的柯達因創新力不足而不得不宣布破產，而微軟、蘋果等因不斷創新而發展成全球企業巨頭。國有企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力量，在其所在行業都代表了國家意志和國家能力，無論從規模還是經營環境而言都要優于民營企業，但是如果不能保持旺盛的創新力，就會喪失競爭力，就難以保障其自身的成長與發展。

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穩定國有企業增長，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面對國企、央企營業收入和效益下滑的嚴峻形勢，10月16日，國務委員王勇到部分在京中央企業調研時提出：“向管理要發展、要效益、要競爭力。”他將當下國有企業的穩增長與提質增效定義為一場“攻堅戰”。

對此，有國資委內部人士向企業觀察報記者透露，狠抓企業經營管理、降本增效，提高精益化管理水準，壓縮非生產性支出將成為當前及未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頭等大事。

“另外，本著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的原則，國資委將繼續大力度推動國有企業的兼并重組，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該人士稱。

誰轉移了國企利潤

事實上，除了宏觀經濟形勢之影響，腐敗無疑是侵蝕國企利潤的一大元兇，陋習與頑疾至今仍在國有企業內部潛行。

“經濟寒冬，國有企業暗藏的腐敗無異于雪上加霜。”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指出。10月22日，中央巡視組公布了第二輪巡視報告，參與巡視的17家央企竟均被點名批評，“利益輸送”“行業性腐敗”的暴露有增無減。

今年中央第二輪巡視的26家單位，除了普遍存在的治黨不嚴、選人用人不嚴、“四風”問題禁而不絕等老問題外，利益輸送問題仍然凸顯，交通、民航領域還被查出“行業性腐敗”問題，“這些都說明目前對國有企業管理層的管理監控存在嚴重漏洞，而這些漏洞也致使國家利潤被大量轉移。”他說。

部分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利用其權力，在招投標過程中徇私舞弊，通過工程項目變相向民營企業輸送巨額利益，這已不再是秘密，但問題在于，國有企業所屬工程的招投標過程依然不透明。企業觀察報記者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國企、央企領導進行利益輸送的方式花樣繁多且頗為隱蔽。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告訴企業觀察報記者，實行“一套機構，兩塊牌子”的管理體制的大型央企更易滋生、潛藏利益輸送等“鏈條式”“團伙式”腐敗問題。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在交通運輸領域及民航業，被暴露在陽光下的腐敗形式更為多樣。

本輪巡視反饋顯示，交通領域權力尋租問題嚴重，部分央企在工程建設、物資采購、貨物運輸等重點領域權力尋租問題較為嚴重，一些領導干部親屬子女在鐵路系統經商辦企業，“靠路吃路”。

中國郵政集團則被指信貸業務中違規放貸、以貸謀私問題多發，存在人情貸、頂名貸、冒名貸問題，設備采購、資產處置中利益輸送問題。

此外，民航業單位的“行業性腐敗”問題凸顯。其中，東航集團被指利用公司資源進行利益輸送，有的領導人員成立關聯公司進行同業經營；航空貨運大量委托代理，客運營銷重復獎勵機票代理商，大量贈送免優票，廉潔風險比較突出。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部分黨政機關花樣繁多的“以權謀私”首次被揭露。例如，巡視反饋指出，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對行政審批、工程建設、服務經營中的廉政風險防范不夠，有的領導干部以管房權謀私、以權謀房。

交通運輸部被批違規使用交通專項資金，條子工程、關系項目多，資金監管制度建設滯后。另有一些單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層層經商辦實體，為小團體謀利。有的社團組織依托行政權力充當“紅頂中介”，開展市場推廣、評審或培訓等工作，違規收取巨額費用，獲取壟斷收入，擾亂市場秩序，滋生腐敗問題。民航局則被指一些部門圍繞航線航班時刻搞權力尋租，相關人員利用審批資源收受巨額賄賂，向特定關系航空公司進行利益輸送。

其實，早在2007年9月，民航就實施了《民航航班時刻管理暫行辦法》，搭建了目前的航班資源分配架構。但是，此后民航系統還是查出了涉及航班時刻的尋租案件。

2010年，中國民用航空華北地區管理局原局長黃登科、首都機場前董事長張志忠等均因與航權航班時刻審批賄賂有關被調查。此后，民航局分別啟動了航權航班時刻分配制度改革、財務資金管理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等，但時至今日，航空系統的腐敗仍然屢禁不止。

屢禁不止的腐敗，航空系統也只是個縮影。2013年，國家便開始了國有企業的“打老虎”，這一年至少有31名國企高管落馬，其中有20人都是來自集團、公司或分公司的“一把手”；2014年，更有華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宋林，中國鋁業公司原黨組成員、總經理孫兆學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國企腐敗事件之所以頻發，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產權不明晰、內部制衡不清楚。”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表示，我國政府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對國有企業的監管。從企業內部的紀檢監察、審計部門和會計部門，到外部的中紀委、審計署、財政部專項審計、國資委監事會、中央巡視組、中央督導組等等，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國企監管部門和機構。“國資委監事會目前正把近10年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或已經被追究司法責任的案件一個一個拿出來分析，然后進一步完善我們的監管制度和管理方法。”

國企改革未解之題

對于國有企業營收與利潤雙雙大幅下滑，更多的經濟學者則認為其根源在于本輪國企改革的未解之題。

國務委員王勇強調，穩定國有企業增長，必須多措并舉、綜合施策。要狠抓企業經營管理和降本增效，提高精益化管理水準，壓縮非生產性支出，有效管控經營風險，向管理要發展、要效益、要競爭力。堅持創新驅動，加快推進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

“這就要充分引入民間資本、進行混合所有制，混改也是今年國企改革的一個重點，但其結果與我個人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國企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整個國企經營的效率和整個企業改革的效率。在國企改革領域，之前很期望的是不同國企的改革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會劃分一些競爭性的行業和一些自然的政府需要壟斷性的行業，如果競爭性的領域有很明確的劃分，就更大程度地開放其行業準入，讓民營企業進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這種雙軌制或者說新的企業，其改革效果是最有效的。但是目前的國企改革僅允許在競爭性行業中進行程度較高的混合所有制，離預期的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原則還有很大差距，我個人希望今后的國企改革在這方面能夠有比較大的突破。”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亦認為，競爭越激烈的行業，國企的效率越高，不一定要給它規劃，但是國企改革無法避免要在競爭中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未來也會根據不同類型的國企的領域再進一步細化。這就要進行一些不同的市場準入放開的規劃，通過這種外部競爭的引入，促進企業內部制度的改革與坐實。“從市場競爭的約束角度，未來需要對我們現有的國企所涉及的主要行業，進行一個分別的市場開放的規劃，這樣配合國企改革效果和預期會更好。”他說。

“談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部門推動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營合作制)應當充分關注。”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談到，中央關于國企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未來要由管理企業轉向經營資本，在國家層面成立國有資本的運營平臺。通俗地理解，未來國家對于國有企業更像是現在社保基金投資股票市場的模式。比如，社保基金有一筆錢，先招募投資管理者，投資能力可以，給一筆錢幫我投資，由基金去選擇買進認為回報較好的公司股票，如果預測公司業績不行馬上抽回來投到別的公司。這就意味著未來國有資本要向優勢企業集中。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一點給民營資本提供了機會。

魯政委的看法是，現下推行的PPP，就是過去政府經營和控制的領域讓民營資本進來、政府購買服務的一種模式。但從目前各政府的實際推動與改革力度來看，離預期結果有比較大的差距，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經濟增長。因此，PPP是國企改革下一步一定要重點推進的。

在如何推動PPP模式這個問題上，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執行院長張春的建議是，截至2013年底，中國政府擁有的凈資產是35萬億人民幣，國有部門有85萬億人民幣，居民部門263萬億人民幣。如果真正在股權意義上做一個充分的混合所有制，將使得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ROE)從現在的5%-6%增長至接近10%的水平，也將使得GDP每一年提高兩個百分點。而政府部門需要做的是，向民間資本講清楚，完成這樣的收益需要多少的時間，能否有標志性的成果。有一個成功的案例，才能建立比較好的風向標，充分吸引民間資本，讓大家介入到國有企業的改制和改造當中去。“做更多的規劃，不如做一個發生的實際案例，比如中石化，才能為民間資本樹立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