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改革的內涵也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調整，“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標志著中國改革從以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時代轉向了以供給側改革為重點的時代。

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改革的內涵也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調整，“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標志著中國改革從以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時代轉向了以供給側改革為重點的時代。

隨著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加強供給側改革”、中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滕泰受邀參加李克強總理的經濟形勢座談會，新供給主義逐漸從學術界走入了大眾視野。

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改革的內涵也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調整，因為不同的時代面臨的矛盾不同，改革的重點也應該不同，“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標志著中國改革從以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時代轉向了以供給側改革為重點的時代。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除供給約束，積極進行供給干預促進經濟發展。這種改革具體而言，一方面將發展方向鎖定為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現在的一些抑制供給的體制或政策，比如縮緊的貨幣政策和繁瑣的審批制度等。

其實在供給側改革提出之前，中國經濟學術界也基本形成了共識，那就是單純依靠原有的體制性改革實際上已很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空間已經變得極其有限，中國改革必須開辟新的篇章，從這一角度看，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可謂適逢其時。

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基礎來自經濟學界的供給學派，中國將“供給側改革”上升為國策也與中國供給學派學者長期不懈的推動有直接關系，比如滕泰最先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拉開了中國學術界新供給主義研究的序幕，接著賈康、姚余棟等學者也圍繞新供給進行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并多次召開研討會進行相關研究的推廣。

在學術界，供給主義學派的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在凱恩斯主義之前，薩伊定律一直統治著經濟學界；第二個發展高峰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滯漲時期成長起來的美國供給學派，他們的核心主張是通過減稅與工業改造等提高供給，其中減稅最引人注目，但是減稅雖然短期造成了一些增長，但是從長期看卻遺留了大量的經濟問題，比如本次世界性債務危機，學術界比較公認的看法就是由于里根-撒切爾開啟的世界性減稅風潮。

本輪經濟危機之后，各派經濟學研究也在中國紛紛登場，中國最先實行的“四萬億投資”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后來的貨幣緊縮又是采納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在這期間供給主義學者一直也在醞釀，他們反對用財政和貨幣的角度調控經濟，他們提出的觀點是供給側改革，也就是用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在凱恩斯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爭鋒之后，新供給主義漸漸登場。

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這標志著“供給側改革”第一次真正的進入中國政策語言，但盡管如此，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卻不是從最近才開始的，比如放松計劃生育就是典型的一個供給側改革措施，簡政放權也是典型的供給側改革措施，工信部一直力推的工業改造，智能制造也是典型供給側政策。

當然，供給與需求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很多擴大需求措施本身也是通過增加供給的措施來實現的，而所謂提高“高端供給”自身也會創新新的需求，另外我們也沒有必要將政府供給與企業供給割裂開來，總體來說，“供給側改革”新思維的出現，這不僅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提供了新視角，更是說明經濟發展思路的調整，這是具有相當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