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對決的按鈕，隨時可能會按下。未來2個月，真正的黑天鵝不在歐洲，不在中東，而在美國。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動蕩，在巴黎恐怖襲擊，俄羅斯戰機被土耳其擊落，吸引全世界眼光，都以為黑天鵝來自中東、歐洲的時候，真正的黑天鵝正在從美國飛來。

債王格羅斯曾說，美聯儲現在是世界上非常有影響力的央行。11月23日，美元指數突破100大關，創8個月新高。前不久，美國勞工部公布的10月美國非農就業數據明顯強于預期，因此，將美聯儲將于12月加息已成為市場共同的預期。

最新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市場預期的12月加息幾率再度上升，由此前的70%上升為74%，2016年3月加息幾率上升為88.1%，表明市場情緒仍將持續支撐美元。如果美聯儲屆時不加息，將會極大影響美聯儲的信譽。

市場建立在信譽之上，如果投資者缺乏信心，那么就沒有理由繼續投資股市，債券或其它資產，一旦投資者集體平倉，可能引發新一輪金融動蕩。

在2008年9月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由于美國企業對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而減少投資，導致了美國失業增加和經濟下滑。

為了解決這一經濟衰退問題，美聯儲采用了“下調利率”這一傳統的貨幣政策，目的是通過下調利率以減少企業融資成本，從而鼓勵企業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復蘇和增加就業。

這一下調利率的傳統貨幣政策的具體做法是：首先美聯儲在貨幣市場上買入如3個月期限的短期國債，來降低短期利率(即聯邦資金利率).

伴隨短期利率下降，銀行會調整它們的貸款和投資的結構及方向，以及下調長期利率，如長期債券和貸款利率，從而達到減少企業融資成本和增加投資。

除此之外，長期利率下調還會帶來另外兩個結果：一是會引起資產價格上升，如股票、債券和房價等的價格上升；二是利率下調可能會引起美元匯率對外貶值，這樣美元對外貶值就有利于美國出口而不利進口。

在金融危機中，這一下調利率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是促進投資上升，達到增加產出和就業的目的。

在2008年12月，美聯儲把聯邦資金利率這一短期利率下調到0%到0.25%這一范圍之內浮動，而這時市場上長期債券利率雖然下調，但仍保持在2%和3%之間。

在隨后的2009年和2010年期間，經濟和就業仍不理想。此時，美聯儲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它不可能再運用下調短期利率來達到刺激經濟這一傳統的貨幣政策，這是因為不可能把短期利率降低到負利率，即零利率以下的利率。

為此，在2010年11月，美聯儲只好采用一種叫“量化寬松”的非常規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與購買短期國債不同的是，美聯儲直接在市場上購買長期國債和長期抵押貸款債券。

美聯儲希望通過購買長期國債和長期抵押貸款債券來直接壓低長期利率和增加貨幣供給，從而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借款成本，同時還緩解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隨后隨著美國經濟的恢復，2014年11月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這一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但仍維持聯邦資金利率(即短期利率)在0%—0.25%這一目標區間。

2015年9月，美國失業率下降到5.1%，已接近充分就業時的5%的自然失業率，此時美國長期利率已上升到3%—4%之間。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10月預計美國今年GDP增長率上升到2.4%。以上這些指標已經顯示出美國經濟已恢復到正常狀態。為此多數經濟學家預測美聯儲將會加息，也就是提高聯邦資金利率。

從短期看，美聯儲首次加息往往伴隨著美元短期沖頂和隨后的超調性貶值，而從長期看，美國資本市場和美元強勢依舊具有基本面支撐。

實際上，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樞下降、全球化退潮的大背景下，市場動蕩和地緣不穩定正成為一種新常態，法國暴恐事件和土耳其、俄羅斯摩擦都是最新的例證。

而美國和美元在加息周期中的穩定性優勢將進一步凸顯，進而為美國維護并鞏固全球治理中的霸權地位創造條件。

政經學者雷思海認為，美聯儲強行啟動加息，從而來一場為期5年的強勢美元大反轉。這將是一場將決定未來世界金融秩序的金融大對決，其最重要的對象就是中國。

11月25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人民日報》撰寫署名文章非常罕見地指出要“有效應對極端情況下境外對我實施金融攻擊或制裁”。

事實上，美國的布局不僅僅是貨幣政策上的，而是全面的，從地緣政治，到經濟、貿易、貨幣政策，甚至是輿論引導等諸多方面。而所有這些布局，最重要的對象就是中國。

從伊拉克與阿富汗撤軍后，美國省出了1200億美元的軍費，但美國實際軍費2012年與2013年都沒減少，實際上等于增加了近千億美元軍費，這些資源都拿到了西太平洋地區，主要是針對中國。

商業見地網此前提及，冷戰結束后，美國逐漸將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太地區。但“9?11”事件讓布什政府將戰略重點放在全球反恐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戰爭上。

而隨著亞洲的迅速崛起，促使著美國決策者作出政策調整。2009年7月，奧巴馬政府公開提出了“重返亞洲”的戰略。奧巴馬政府一邊先后宣布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另一邊在亞洲頻頻高調動作。

2011年11月，奧巴馬在夏威夷正式提出美國“轉向亞洲”戰略，后又更名為“亞太再平衡”。

2012年1月5日，奧巴馬公布名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即所謂“戰略東移”。

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經濟上推出了TPP，企圖將中國排除在外，通過技術優勢和政治外交優勢，重新向亞太國家傾銷美國的商品，并將亞太國家鑄造成提供廉價的初級商品的基地。

軍事上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將60%的軍事力量布署在亞洲，企圖通過掌控南海及島鏈將中國限制在大陸，阻止中國海權的發展，同時通過制造地區緊張局勢，來販賣軍火，為美國最強大的軍事工業找到合理合法的銷路。

事實上，重返東南亞是2009年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希拉里提出的，這個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要打掉人民幣國際化的后院。

在釣魚島問題上，美日也顯示了默契。同時在貨幣政策上相互配合。自2015年5月中旬以來，日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就已“坐上滑梯”，期間跌幅超5%，日元兌人民幣匯率也在不斷刷新歷史新低。

一直以來，眾多輿論將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及伴生的日元暴跌賦予較強的陰謀色彩，不過，日本政府只是大國博弈中的一枚棋子。

換句話說，日本首相安倍只打響了貨幣戰爭的一支槍，但他卻并非最終扣動扳機的槍手。這中間有美國的美聯儲在中間發揮一定的作用，或者說，日本與美國在“唱雙簧”。

“安倍經濟學”號稱有三支箭，而第一支箭日元貶值的動因當然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大膽的金融緩和政策”的出臺，其殺傷力還是很大的。而推動日元貶值又是“安倍經濟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此，日本央行2013年4月開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并在2014年10月進一步擴大其規模。由于日本銀行向市場大量投放日元，導致日元對美元的比價下跌，而此時中國又不得不調高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美國默許日元大貶值，套住了中國3000億美元的日本國債，中國外匯浮虧600億美元。

美國當前容忍日元貶值，深層根源在于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考量，即美國仍需要在經濟實力上足以抗衡中國的日本。

美國這一地緣政治考量在2012年8月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發表的《第三次阿米蒂奇報告》中表露無遺。

由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主筆的這一美國對日戰略報告強調，出于維護亞洲穩定秩序的需要，日本不能淪為二流國家，“像日本需要一個強大美國一樣，美國同樣需要強大的日本”。

也許有人會說，“日本配合美國對中國發動金融絞殺戰”有些言重了，事實并非如此。但這種觀點經不起推敲。

一個基本事實是，由于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為了刺激外來投資，中國央行必須讓人民幣維持穩定。

而日本卻讓日元瘋狂貶值，人民幣就形成被高估的態勢，一切貨幣高估之后的影響，中國就要承擔起來，其競爭力就會受到嚴重抑制或削弱。

中國自2005年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至今正好10年，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已累計升值超過30%，國際清算銀行編制的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分別累計升值了42%和56%。

眾所周知，“中國制造”不僅補貼了美國消費者，中國的外匯儲備也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給了美國豐厚的利率補貼。

美國之所以出現長期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奇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制造”給美國帶來巨大實惠。但是，美國不僅不感恩，反而一再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原因不外有三：

一是中國目前為世界上持有美債最多的國家，持有超過1.2萬億美元的美債，人民幣繼續升值意味美債縮水，中國財產不斷流失；

二是人民幣繼續升值，中國的出口創匯產業自然會受到巨大打擊，美國的產品就會借機出口；

三是美國威逼利誘人民幣繼續升值，為熱錢大進大出創造條件，以誘發中國金融系統危機，進而遏制中國的戰略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每一次危機都是靠向外轉嫁危機而度過的。其手法，是在設定轉嫁危機特定對象國家後，一般先從匯率下手，逼升該國貨幣匯率，日本就是《廣場協議》的犧牲品。如今美國故伎重施，反對中國完善人民幣中間價報價機制，逼迫人民幣升值。

從2005年以來，美國一直采取各種手段壓迫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引導熱錢進入，助推中國資產泡沫。而對其他貨幣，美國則默許之貶值，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與此同時，美國搞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TPP)，卻惟獨排除中國，這是試圖阻止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的進一步融合。

理論上說，任何環太平洋國家都可以申請加入TPP，但“TPP是一個只禁止中國人加入的俱樂部”。這也就是一直反對TPP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批評的：“TPP是政治驅動而非經濟”。

奧巴馬總統強調：“一旦中國掌控亞太地區并制定經濟規則，這無益于美國的利益。”所以，為了限制中國加入，TPP設置了很多“壁壘”讓中國夠不著。

TPP追求的是自由貿易。包括零關稅、包括貨物、服務全部自由流動，所有經濟監管制度都必須統一標準。

細分領域有貿易和服務自由、貨幣自由兌換、稅制公平、國企私有化、保護勞工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環境資源、信息自由。說白了，就是禁止各種門檻、操縱、補貼等，而這些條件和貿易準則中國目前還遠遠達不到。

比如國有企業障礙。TPP主張取消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支持、財政補貼和其他福利待遇的貿易條款。

但中國的國企規模相當龐大，而且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2013年中國的國有企業總資產104.1萬億，相當于GDP的近兩倍。

而美國的國企規模很小，生產總值僅占美國GDP的5%，美國聯邦政府層面(即中央企業)僅有20多家規模較小的公司，而中國的中央企業多達112家，而且都是巨無霸。如果真按TPP協議一步到位，中國肯定吃虧。

再諸如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知識產權等，每樣都是高標準，不過所有這些技術問題都只是借口。美國就是要通過TPP談判對中國東盟FTA(自由貿易協定)起到制衡作用，削弱中國經濟在該區域的影響力，確保其東亞地緣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

只有中國享受了美國這樣的全面深入的布局。所以，雷思海認為，美國這場金融戰爭，就是針對中國而來，這將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對決。

其實，從美聯儲在2013年的沙盤推演來看，在美國經濟虛假復蘇的情況下，強行加息可能會給美國首先帶來金融風暴。

美聯儲曾為此做過最壞的假設：美國經濟負增長3%，失業率上升到13%，美股腰斬，房價下跌20-30%。但是，美聯儲依然要冒險一試。

因為，美國需要解決其近700萬億美元金融資產的利潤來源問題。目前，把各種金融衍生品加進去(如CDS，利率互換等等)，美國的金融資產近700萬億美元，這700萬億美元，即使按照一年1%的利潤要求，也需要每年7萬億美元的利潤來支撐，否則就要出問題。

金融本身并不產生利潤，它的利潤來源最終是要依靠實體經濟產生。2013年，美國GDP是15.6萬億美元左右，實體經濟不到一半，也就7萬億美元左右，實體經濟每年7萬億美元左右的GDP，如何產生7萬億美元的利潤？

顯然，美國需要外部實體經濟，來為其金融資產提供利潤來源。外部最大的實體經濟單一國家，就是中國。

這正是美國提出中美國G2構想的原因，實質是希望為美國金融資產的利潤來源，找到一個寄生體。但中國已經拒絕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G2模式。

所以美國需要一場金融危機，來金融擊垮中國，最好讓中國經濟經歷失去的5年，甚至10年，從而為美國資本大規模地廉價收購中國資產創造條件，也就是從外部解決其龐大的金融資產的利潤來源問題。

目前，美國的貨幣寬松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效用已經接近于零。這和日本當初經過近6年的貨幣寬松之后，效用為零的過程大致相似。

雖然中長期來看，巴黎恐怖襲擊、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會引起歐洲大國格局的重大變化，會讓美國中長期將不得不調整其重亞輕歐的戰略。

但是，短期來看，歐洲之亂以及中東之亂，則又有利于資金選擇美國避險，而這則為美聯儲加息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對美聯儲來說，是溫和利好。

因為，加息戰略只有在成功引導外資承接美國資產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成功，否則必然會引起美國股市與房地產大跌。

美聯儲主席耶倫所說的加息不加要看中國這句話，千萬不要理解錯了。雷思海分析，美聯儲不是要等中國經濟數據好了，再考慮加息，而是要等到中國經濟數據壞到一定程度，等中國的資本外逃到臨界點的位置，就會啟動加息從而推進強勢美元戰略。

因為沒有中國經濟的崩潰，強勢美元戰略就拉不起來，美元就有可能在103點的位置構筑雙頂，那對美國是非常不利的，會直接開啟美國失去的十年。

綜上可見，金融大對決的按鈕，隨時可能會按下。未來2個月，真正的黑天鵝不在歐洲，不在中東，而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