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國家隊”：預判未來 直達中央】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難發現深圳北郊筆架山的銀湖景區內，坐落著一家全國知名的社會智庫。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難發現深圳北郊筆架山的銀湖景區內，坐落著一家全國知名的社會智庫。

壹圖供圖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難發現深圳北郊筆架山的銀湖景區內，坐落著一家全國知名的社會智庫。

1989年，在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的牽頭下，“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成立了。當時的深圳市政府在這塊青山環抱、景色秀麗當然也價值不菲的土地上，免費劃出一塊地給了這家非體制內機構。

時間證明了當年決策者的遠見。26年后，2015年12月1日，“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備受各界矚目的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25家機構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綜合開發研究院是名單中僅有的兩所社會智庫之一。

“這樣一個戰略安排，對中國智庫的影響比較大，會帶來一個多層次、多面向的智庫發展。將來的中國智庫可能會是一個體系，里面有專業的、綜合的，有偏官方的、有偏社會的。”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道。

智庫建設：“試點”成“熱點”

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的25家機構大致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直屬的綜合性研究機構，共10家，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為代表；第二類是依托大學和科研機構形成的專業智庫，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為代表；第三類則依托大型國有企業，只有1家：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第四類是2家社會性質的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

本次智庫試點單位的遴選并不突然。2013年后，無論官方抑或民間，眾多中國智庫運營者都感受到了“新一屆領導班子”對智庫的重視。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端智庫”；11月9日，中央深改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

“我感覺智庫跟國家有關部委的決策聯系得更緊密了。國家有關部委對智庫的指導更多、溝通更密集、渠道更通暢，智庫開始更加主動地關注問題、挖掘問題，研究也更強調問題導向。”針對這一輪密集的智庫建設，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伍聰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綜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則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近年來，國家對于智庫的逐年重視主要基于幾個大背景。除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作用和影響力增大外，國內正面臨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常態，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加強預判性。“‘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這是習近平總書記上臺后提出的很明確的一個政治理念。什么叫治理？其實就是涉及不同聲音、不同部門、不同利益之間的協調，包括跟媒體、政府、社會之間的互動，都叫治理。發展智庫也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

據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在2015年1月發布的《2014年全球智庫報告》，中國(大陸)的智庫數量由2008年的74個上升到2014年的429個；中國(大陸)智庫居世界的位次也從2008年的第12位躍至2014年的第2位—但在綜合影響力全球前150名頂級智庫中，中國僅占7個，排名最高的是中國社科院，位列第27名。

官方、高校、民間：中國智庫大格局

從最早的“軍師”“幕僚”“師爺”到如今的智庫，現代智庫在中國的歷史并不長。

1949年11月，中央政務院設立參事室，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為主體進行政策咨詢，成為中國官方內部智庫的最初“模板”。1980年成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員通過調研形成報告，為1981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準備了第一手農村調查數據。研究組在1984年被一分為三，人員分別進入隸屬于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隸屬于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農發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后來被認為是1980年代最有影響的官方智囊機構。

改革開放初期，舊有決策模式受到挑戰，中央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進中南海討論研究，一批青年學子由此嶄露頭角，如今天仍舊活躍在官學兩界的周小川、樓繼偉等。這批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在杜潤生、吳敬璉、厲以寧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帶領下，為中國決策層提供了改革開放的整體方案設計。

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民間智庫崛起，各個中央部委亦紛紛設立研究機構。1998年，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的“985工程”啟動后，國內主要的研究型大學也紛紛成立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

官方智庫占據主流、高校智庫發展迅猛、民間智庫努力生長—中國智庫的格局就此大體形成。

智庫研究可直達決策層

在25家智庫試點名單上，全球戰略研究智庫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是高校智庫隊伍里的小伙伴。

全球戰略研究智庫院長李向陽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全球戰略研究智庫主要依托社科院的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由8個研究所組成，主要方向是重大國際戰略和一帶一路相關課題，理事長是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原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出任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首席專家和名譽理事長。

傅瑩的存在體現了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外交”意味。

事實也是如此。“全球戰略研究智庫本身扮演宣傳黨和國家外交政策、理念的角色，包括對有關外交政策問題的解答和釋疑”，李向陽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現在外交決策和公眾意見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影響公眾實際上也就是間接地影響外交決策”。

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研究課題以理事會討論確定為主，每年討論確定一次；除此之外，也有針對外交突發事件的應急性研究；同時承接“上面”交辦的研究課題。目前，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核心固定人員有20位。

對“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出臺帶來的變化，李向陽認為，全球戰略研究智庫“以前偏向純理論研究，現在會把黨和國家的實際需要放在更優先的位置”，會通過媒體公開“適宜公開”的成果。

在研究經費問題上，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來源較廣。

目前，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經費構成為：一是社科院體制下撥付的經費；二是來自中宣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撥款，第一年是1000萬元人民幣；另外智庫也可以承接體制外的課題，同時接受外界捐款。

和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相比，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發院”)的綜合性更強。

國發院成立于2013年，理事長是中國人大的黨委書記靳諾，院長由中國人大校長劉偉擔任，科研處處長劉元春擔任執行院長。國發院下設12個研究中心。用伍聰的話說，“作為在社科領域科研力量集中較強的高校，人民大學一直扮演政府智庫的角色，只不過近年開始資源整合，專門成立了國發院”。

對全球戰略研究智庫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來說，如何將報告送進中南海，并非難事。

目前，全球戰略研究智庫的報告上達目前主要有三個渠道：

一是社科院原本的一套報送途徑；二是有些智庫人員本身就是各部委的咨詢專家，會參與中央和部委的一些會議；另外，據李向陽介紹，中宣部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將會創辦一份刊物，該刊物直接面對最高決策者，在智庫報送的研究成果中，小組會有選擇地通過該刊物報給最高層。

人大國發院則能夠“承接中央國家部委、黨和國家領導人交辦的研究任務，并通過內參等形式遞交成果”，人大國發院的副院長伍聰介紹，另外，國發院的專家還可以直接向黨和國家領導人建言獻策。

“事實上，現在智庫和高層的溝通越來越緊密、靈活了”，伍聰向時代周報記者提到了一個具體事例。“針對突發性事件的應急處理，人大國發院也有過第一時間提交政策建議、并得到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批示的先例。”

民間還是社會？小變化有講究

值得注意的是，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名單上，綜合開發研究院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被稱為“社會智庫”而非“民間智庫”。

“‘社會智庫’一詞可能更準確。如果用‘民間’或‘官方’，就會變成完全官方或完全私人，我們都不是，用‘社會智庫’則有點‘半官方’的意思。”郭萬達說。

1989年2月14日，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馬洪，與當時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商議，創立綜合開發研究院，成為中國最早的非官方智庫之一。

盡管被定為社會智庫，沒有行政級別，但綜合開發研究院自創立之初就與官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除創始人是政府官員外，綜合開發研究院位于深圳銀湖的地產也是上世紀80年代末由深圳市政府無償撥付的，并且至今每年都能收到深圳市政府的撥款，約占研究所年總收入的20%—在剩下的80%收入中，七成來自跟政府的合作課題，三成來自企業項目，且這些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及銀行。郭萬達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目前綜合開發研究院約有四成員工是有編制的。

綜合開發研究院的模式并非孤例。被媒體稱為“中國最高級別智庫”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經國家民政部登記注冊，中心理事長是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

目前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幾家民間智庫，很多時候都被外界稱為“半官方”：不隸屬于哪個政府機構，但活躍成員很多是現任或卸任的中高級官員。體制內外的力量都在通過智庫或類似平臺聚集，共同為改革尋找藥方—這成為中國智庫近年來最明顯的變化。

“其實一開始，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定位就是民間性、公益性、綜合性。但是1989年成立后發現，做不到完全的民間性、公益性和自主性。如果是完全的公益性，資金從哪來？誰來支持你？完全民間性的話，想出國都出不了，因為沒人批。”郭萬達坦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