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離職Uber的前運營助理，加上一名被Uber開除的實習生，因曝出Uber“壓榨”實習生的問題，將這家估值625億美元的互聯網新貴，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勞動法“罩”不住實習關系

一名離職Uber的前運營助理，加上一名被Uber開除的實習生，因曝出Uber“壓榨”實習生的問題，將這家估值625億美元的互聯網新貴，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超負荷地工作”“時薪不過三四元錢”“實習生比例高”“離職前才簽訂保密協議”“莫須有的‘泄露商業機密數據’罪名”……當這些扎眼的詞匯出現在爆料文章中時，很難讓人不義憤填膺。

然而，法律專家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鑒于實習生的特殊身份關系，其合法權益的保障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難題。

實習主要為獲得經驗而非報酬

“所謂實習，其本質仍是一種教育活動，主要是指高校有計劃、有目的地安置即將畢業的學生到相關單位進行學習的制度，以豐富學生的實踐經驗，來彌補書本知識的不足，獲得實際工作的體驗和認識。”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理事王向前，對于實習給出了這樣的定義。

王向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從這個定義上看，實習關系并不同于一般的勞動關系，在很多方面無法適用勞動法的相關規范——在勞動關系中，勞動者主要是為了獲取報酬而參加勞動；但在實習關系中，實習生參加實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獲取報酬，而是獲得實踐經驗。

“并且，從企業的角度看，實習生仍是在校生，并不具有成熟的勞動技能，企業對于實習生的招聘門檻也很低。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實習生的薪酬待遇會很低，因為這并不是實習關系最核心的部分，我國也沒有相關法律來保障實習生的薪酬待遇。”王向前說。

不過，王向前也指出，即便實習關系并非勞動關系，實習生的合法權益依然不應當被侵犯，“除了薪酬待遇之外，比如在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安全生產等人身權益方面，可以參照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對實習關系進行保護”。

用工比例并無強制要求

而對于企業使用實習生是否存在比例限制、過多使用以實習形式來替代正常用工是否涉嫌違法的問題，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勞動法律事務部主任徐玉領律師認為，這種現象多發于當前的創業企業，應當納入到勞動監察管理的范圍內。

“一些企業將實習生充當廉價勞動力的做法，需要得到重視。不過目前來看，我國并未就此問題出臺相應的規范，而現實生活中，此類糾紛并不多見。”徐玉領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實習對于企業和實習生雙方而言，是共贏的關系——企業可以通過實習生來降低用人成本，而在校學生則可以通過實習，鍛煉自己、學到實踐知識。

王向前則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應當在企業使用實習生的比例上進行限制，反而應當鼓勵學生工讀結合：“現在很多大學生的實踐經歷不足，接觸實際工作太少，如果有企業能夠提供大量的實習機會，并沒有什么不好。”

王向前表示，現在有很多企業混淆了實習關系與勞動關系，將很多在校學生與實習毫不相關的兼職勞動，都算成了實習，才會造成一些所謂的實習待遇過低的問題。

“如何正確看待實習，關鍵在于實習是否會對在校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提升有所幫助。這個認定并不一定要嚴格按照專業與工作是否對口來劃分，完全可以尊重學生與用人單位雙方的意愿。”王向前說，“而對于應當納入勞動關系的情況，則不能按照實習關系來處理，而是要符合勞動法的相關規定，特別是在薪酬待遇這方面。”

離職前才簽署保密協議“不合適”

在Uber與被開除實習生的糾葛中，“泄露商業機密數據”成為Uber開除實習生的一條理由；而Uber在實習生離職前與其簽訂保密協議一事，也飽受爭議。

王向前介紹，商業機密被泄露的情況時有發生，一些企業對此有所顧忌，可以理解。

“應當尊重企業對商業機密的保護，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進入企業的工作場所、開展工作，的確會了解到一些屬于商業機密的內容，比如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等。企業有權利要求實習生對此進行保密，不帶到競爭對手的公司，這無可厚非。”王向前說。

徐玉領對此持有相同的觀點。他表示，商業機密一旦泄露，就可能會給企業造成很大的損失，嚴重的甚至會涉及相關當事人的刑事責任。

不過，由于保密協議的競業禁止條款，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實習生的就業選擇，因而對于Uber在實習生離職前才簽署保密協議的做法，徐玉領認為并不合適：“雖然簽署保密協議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企業有義務提前就保密事項，明確告知實習生，并在實習之前就簽署相關協議，充分尊重實習生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可用協議方式解決問題

“對于實習生的權利保障，我認為最合適的方法，還是通過企業與實習生之間簽訂的協議，究竟成立實習關系還是勞動關系，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避免事后發生糾紛。”王向前說。

王向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一些實習生本來抱著學習的態度來實習，但在看到薪酬待遇較低后，就希望通過勞動關系的保護，來獲得更高的報酬。“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不誠信的表現。企業為學生提供實踐、體驗工作的機會，自身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和代價，不能讓企業一方面用實習的低標準來要求實習生，卻同樣付著一般勞動者的薪酬待遇，這樣對企業也不公平。”王向前說。

王向前建議，為了平衡企業與實習生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可以考慮采取雙方協議優先、國家設立標準輔助判斷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充分尊重實習生與企業之間達成的協議，保障雙方在建立實習關系還是勞動關系的問題上，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在各方權利義務上達成一致；另一方面，對于實習關系與勞動關系的區分，教育部、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可以考慮出臺實質性判斷標準，對于不同情形下實習生或者勞動者的權益保護明確規范，解決當前模糊地帶過多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