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在教育中的運用;禮儀在教育中的作用
文|木木
編輯|觀星
尊師重教是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重要原因。尊師的本質就是對知識與文化的尊重，同時也是對人才尊重。
尊師禮儀是歷代民眾向老師展示尊崇的最基本的方式，而我國古代歷代帝王所宣揚的尊師禮儀對于教育文化發展以及社會發展有著深遠意義，并且有著深刻的教育價值。
皇帝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皇帝所宣揚的尊師禮儀對于歷代官員以及民眾起著表率作用。
從知識文化層面來看，教育作為一個國家的百年大計，孔子曾將“庶”、“富”、“教”作為是立國與治國的三個基本要素。
可見教育在任何時候都是至關重要的，而我國古代帝王所宣揚的尊師禮儀一方面是對老師以及先圣先師表示尊崇。
另一方面也是傳達教育的重視，通過尊師禮儀來引領社會各界提升對知識教育以及人才的尊崇。從思想道德層面來看，我國歷代帝王重視“以德治國”、“以禮治國”。
一方面尊師重道作為中華傳統美德，歷代帝王通過尊師禮儀來傳承與宣揚尊師重道；另一方我國傳統帝王宣揚繼承與發展尊師禮儀與其“以禮治國”之道不謀而合。
儒家學說倡導以德治國，其所注重的是以道德去教化世人，孔子曾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意在倡導統治者要實行德治，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注重勤政與修身。同時儒家也倡導對民眾實行道德教化，充分發揮道德感化的力量，如此才會得到民眾的擁護。
尊師重教是屬于德化的范疇之一，歷代統治者為更好的維護其統治都率先垂范尊師重教的傳統，以身作則倡導民眾傳承尊師重教傳統的同時也能使得民眾更加擁護統治階層。
唐太宗作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早年率領部下征戰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登基后憑借優越的政治才能開創了大唐盛世。
經濟上頒布輕徭薄賦的政策，政治上力促各民族融洽，使得百姓休養生息、國泰民安。教育文化上其自身十分注重文化學習，開設了文學館，招納賢士名儒，虛心請教修身治國之道。
后建設崇文館以供皇家家庭教育專用。唐太宗認為搞好教育的重要條件就是尊師與重教，其對教育的重視為文武百官及民眾樹立了良好的典范。
唐太宗以身作則垂范尊師重教典范，唐太宗曾下詔說：朕比尋討經史，明王圣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睹三師之位。
黃帝學太顛，顓頊學綠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五學虢叔，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
由此可見，唐太宗以史為鑒列舉歷代仁人志士學于各師門的例子，來論證教育與德化的重要性。
一方面他為加強皇室家族的教育，提出太子三師之職必須由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朝廷重臣來擔任，并且給予老師極高的政治經濟地位。
有典故曾記載唐太宗曾教導皇子尊師重教見到老師要恭敬有加不得怠慢，勸誡皇子“見師如見父”。
另一方面唐太宗認為太師、太傅、太保作為教導皇子的老師如果沒有權威那么便得不到太子的尊重。
老師得不到尊重那么教育就無法有效的進行，太子便沒有學習與效法的榜樣，《貞觀政要》中記載到，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
隨后唐太宗便命令相關部門編撰了太子接待三師的禮儀規范。“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
唐太宗制定這樣的禮制就是為了提升老師的地位，不僅僅要求皇室家族銘記尊師重教，同時也給全社會樹立良好典范。此外在對待先圣先師方面，唐太宗繼承了以往的祀孔禮儀。
同時為彰顯尊師重道在貞觀二年，唐太宗改變了以往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的形式，追封孔子為“先圣”。
貞觀十一年，又追封孔子為“宣父”，同時以“褒圣侯”追封孔子后裔，于茺州修宣尼廟，給戶二十充享祀。
可見唐太宗無論是對于老師還是先圣先師都給予極大的尊崇。他弘揚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思想宣揚仁義道德。
一方面民眾更加擁護統治也使得民眾有了精神信仰的同時激發民眾遵守“仁義禮智信”的信條。從而增加全社會的凝聚力與向心力，促進社會穩定發展。
唐太宗之所以能在戰亂之中創建“貞觀之治”的盛世太平與其大力弘揚尊師重道傳統是密不可分的。這也成就了唐太宗“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的盛名，成為了后世明君之典范。
古書典籍中對于孔圣之言、師徒之禮、尊師之禮等尊師重教的記載不勝枚舉。
清代也延續了尊師重教這一傳統美德，清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統治政權，統治者為鞏固統治，消除滿漢之間存在的差異與芥蒂積極向漢族傳統靠攏。
因而十分重視儒家文化，同時也主動接受漢文化的熏陶。孔子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又尊為先圣先師在清代的歷代皇帝心中擁有著至高的地位，因而清代社會上下十分重視尊孔崇儒。
統治者力圖通過祭孔尊儒來宣揚其德治仁政的統治思想，同時也以此來傳承尊師重道精神，呼吁社會上下重視教育與教化。
清代將尊孔崇儒至于至高地位，歷代皇帝都將祭孔禮儀作為國之大典。
從順治帝開始尊孔崇儒主要是對曲阜孔廟的祭告，順治帝即位時派遣劉昌祭拜曲阜孔廟，現如今孔廟十三碑亭院內立《順治八年遣劉昌致祭碑》便是祭拜孔子的碑文。
而后康熙帝即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員到曲阜孔廟行祭拜之禮，先后留下《康熙十五年馬汝驥致祭碑》、《康熙二十一年宋文運致祭碑》等碑文。
這些碑文都是遣官祭祀孔廟后留下的祭文，每一篇都傳達了康熙帝對孔子的尊崇。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親赴曲阜拜謁孔子，并且親自制定祭文又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后親手題匾“萬世師表”懸額殿之中，以此來表達對孔子的景行行止之情。
雍正皇帝深受先帝影響，十分注重尊孔崇儒，其將祭孔儀式提升為大祀。并且為孔子制定了回避名諱的禮儀。
乾隆帝曾言“至圣先師孔子天縱圣神，師表萬世，尊崇之典至我朝而極盛。皇考世宗憲皇帝尊師重道，禮敬尤隆。”
乾隆帝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十分注重尊師重道傳統，曾先后八次親臨孔廟祭拜孔子，皇帝親祀孔子達到高潮。
清代祀孔禮儀之風是十分盛行的，從曲阜孔廟現存的石碑來看，一類是祭祀先圣的碑文，包括皇帝親自祭祀孔子和派遣官員祭祀。
一類是拜謁林廟和修繕林廟的碑文以及賞賜優待孔子后裔的碑文，這些都是記載了清代帝王官員以及民眾對孔子的尊崇。
清代如此注重尊孔崇儒一方面是政治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早已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并且統治者也認識到儒家“道統”思想對于國家長治久安發展的重要性。
也深刻認識到尊孔崇儒文化政策有助于實現“宣德化，流教澤”的目的。無論是統治階層還是普通民眾都需要通過教育來增加凝聚力與向心力，而孔子作為先圣先師。
歷代皇帝通過尊孔崇儒來彰顯其仁政德治思想的同時，也彰顯其注重傳承尊師重教傳統美德，這對于社會穩定發展和促進教育興盛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荀子曾言：“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教化一詞寓意深刻，首先教化具有社會化的意思，其次教化也作為一種政治統治策略也有德治的蘊意。
教化指的是大教育，包括政教風化與教育感化，其泛指一切教育活動與教育內容。在古代統治階層十分重視通過教育教化來對社會民眾進行思想道德陶冶。
一方面是通過教育與教化來培育有學之士，一方面也是期望通過教化來使全社會形成統一的道德認識與道德實踐。
歷代帝王為“教民向善”使教化作用最大化不斷提升教育的社會地位同時也不斷通過制定一系列尊師禮儀制度，提升老師的社會地位，從而達到“民知敬學”社會風俗。
尊師重教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我國古代歷代帝王都奉行尊師重教傳統，一方面是繼承中華傳統，一方面是期望通過傳承尊師重教傳統來穩定社會鞏固統治。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出自《學記》，其蘊意在于只有通過教育教化才能更好的實現化民成俗，使得社會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
一方面傳達了治學為政的精髓，也傳達了教育既是傳承知識的手段也是移風易俗的必由之路。古代學者樓鑰曾言：“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系紀綱。”
也就是說國家民俗習慣是可以關系到國家長遠發展的，風俗是由一個國家民眾的價值認同、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追求共同形成的，也代表著一個國家民眾的精神追求與文化境界。
中國就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國家，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風俗習慣，歷代君王認為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就必須建立民族認同感。
逐步化民成俗建立統一的道德認同感。《禮記·禮運》中說：“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意為一個國家要是施行嚴苛的法治，同時民眾風俗又十分凋敝，那么民心是不會向善的，國家也不會長治久安。
在古代政治統治之中儒家思想長期作為正統思想，統治者深刻認識到治國理政要靠道德引領，因而必須建立統一的道德認同感來實現化民成俗。
西漢初期國家初建之時社會混亂，民風凋敝，并未在民眾風俗有所建樹從而導致國家至上而下懈怠不振。
為使國家長治久安，社會穩定發展，漢武帝廣納進言充分認識到培育良好社會風尚的重要性。他通過弘揚“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的舉措，最終達到“美風俗”的治國理念。
有了統一的標準如何實現化民成俗，必然是通過教育教化。兩漢時期制定了一系列文教政策將儒學價值觀引入教育制度之中，官學與私學并舉逐步實現全國范圍的教育教化網絡。
同時建立了禮法制度通過禮儀文化制度將核心價值觀滲透到社會上下之中從而達到“廣教化”的理念。《禮記·樂記》中說到：“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古代先王都充分認識到教育重要性，都十分重視通過教育來實現移風易俗化民成俗。
在這一過程中必然需要通過尊師重教來凸顯教育與教化的權威性，漢高祖劉邦始創帝王祀孔之先河，漢明帝尊崇太師畢生重視講學。
唐太宗教子尊師制定禮三師禮儀制度，歷代君王以身作則揭示了尊師道的要意，首先尊師不可廢禮，其要在于重道；其次，言傳身教乃化民成俗之要道。
尊師重教是維持社會穩定之要道，亦是開創太平盛世之關鍵。士作為四民之首在社會中有一定的號召力與感染力。
歷代皇帝通過端正學士的思想觀念來給社會各界樹立禮儀風俗的表率，只有這樣禮儀風范便可長存，人們也會知廉恥，社會上下都是一片祥和安定。
無論是在清代還是其他時代的統治者都深刻認識到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以來便把教育教化作為重中之重，統治階層多次強調尊師崇儒引導全社會傳承儒家經典，弘揚程朱理學。
同時在清朝學校教育體系也進一步的到完備，尊師重教傳統進一步得到傳承。
尊師重教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尊師與重教也是息息相關的歷代統治者為實行德治仁政必然需要通過教育來教化百姓，通過興學校來厚風俗，教師作為教育教化的主體必然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尊崇，從而引導全社會向學向善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