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院的影響和意義;簡述中國古代書院的意義

宋代書院在創辦之初，儒家知識分子就依托書院，提出宋代書院教育理念是“成就人才，傳道以濟斯民也”對應的教育實踐是，書院必須能夠為國家培養所需人才，宋代書院道德教化在于傳承儒家思想，并且在面對新的歷史條件下予以創新。

隨著書院與理學在更深程度融合與發展，宋代書院道德教化在北宋后期抵制教育功利化的基礎上，對于“成就人才，傳道以濟斯民也”教育理念，有了比較明確和系統化的觀點。

宋代書院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使宋代書院成為了宋代人才培養重要的教育組織，具有宋代官學和私學無法替代的作用，宋代書院成為了和官學、私學并立的教育組織。

基于此，對宋代書院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德育在宋代書院教育體系處于主要地位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宋代書院的教育理念。

依據“成就人才，傳道以濟斯民也”的教育理念，宋代書院從明人倫以修身、處事、接物等方面對其加以具體闡述。

宋代書院教育理念的根本使命在于使受教育者普遍接受儒家道德（這方面和官學教育提倡的從說叫上基本相同），朱熹將修身、齊家到平天下做出了概括和創新，即“由家及國，大小有序”，除了說明儒家注重的基本順序以外，更在強調書院道德教化在于使整個社會和諧有序。

宋代書院教育理念體現在在指導思想上體現對于儒家道德理論傳承和創新，還要使受教育者將儒家道德內化為自身主體意識，形成自我真正的道德品格。

宋代書院教育理念這樣規劃其實現路徑，依據儒家經典提出的“推己及人”來實現，明曉儒家道德，按照儒家道德實現個人自我修養，在此基礎上，“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對于“推己及人”。

南宋時期，書院在不同地域書院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學派，例如，朱熹代表的婺學學派，張栻代表的湖湘學派等，這些學派在堅持儒家經典基礎上，對于在現實過程中通過書院道德教化，創新儒家思想則是做出了不同表述。

書院道德教化在于以儒家道德培養人才，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使命是，啟迪民智，面對大眾傳播儒家道德。書院道德教化發揮重要的培養和形成作用，“所以求仁之難，必貴于學以明之與”，強調了在成為圣賢過程中，接受書院道德教化教化的重要作用。

朱熹和張栻是南宋初期各自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各自學術主張有所不同，但是，從上面幾段論述可以看出來，他們一方面肯定儒家道德基本原則和目標同時，對于實現這些基本原則和目標的途徑和過程，觀點的表達則有不同表述和側重，體現了對于儒家思想傳承和創新。

第二，宋代書院的教育實踐。

宋代書院教育實踐重要的現實參照是抵制官學的弊端，對此，朱熹有過這樣表述：“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愈無以逮乎古人”。

朱熹這一論述表明，以往圣賢教人們求知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們明曉禮義廉恥，從而形成正確的道德，以自身的道德影響和帶動周圍的人。

以往圣賢這些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以往的經典之中記錄得已經十分詳細，基本方法是要求有志向的人在學習的時候一定要做到，熟練閱讀、認真思考，同時又能做到不拘泥于經典和圣賢，善于結合自身道德成長的現實、提出問題。

現在官府的學校訂立了很多規章制度，但是對于以往圣賢對于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方法卻沒有體現。

以至于現在在官府的學校讀書的人們，一味地講求文章是否符合科舉考試的要求，一味鉆研為了科舉考試文章的寫作技巧，從根本上背離了以往圣人關于教育的初衷和根本目的。

宋代書院的運行機制對繼承和創新儒家思想，依托書院道德教化使人們明曉道理，在現實生活中如何真實體現，以往圣賢設立學校教化民眾，遵循的基本順序是：從個人到家庭、從家庭到宗族而后到社會、國家。

依據這一基本順序，以往圣賢把教化融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從民眾的父子關系、兄弟關系、夫婦關系和朋友關系施以教化，通過處理這些關系，使民眾明曉道理，進而明曉君臣之間道義，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遵循的，處理事務時候的規范。

宋代書院教育實踐是圍繞傳承儒學道統展開的，對于道統中的“道”與孔子所云的朝聞道中的“道”基本一致，所謂“統”則是儒家知識分子擔負的重要的人生任務和社會責任統稱，即自我對于道的感悟和求索，對于道的弘揚和布達四方，以及終生對于道的恪守和踐行。

道統是儒家文化面對著外部思想嚴重挑戰，自身面對思想理論重新構建階段，要揭示思想理論重新構建的來源和路徑，面對社會實際思想理論重新構建的主要內容。書院教育實踐目標是抵制官學流弊和培養人才，這兩項基本內容形成與發展的推動機制便是傳承儒家道統。

傳承道統不是對于儒家思想、孔孟之道簡單重復和復述，它首先要重振儒家思想的文化自覺意識，面對著外部思想的嚴重挑戰，自身面對思想理論重新構建的實際，引發對于儒家經典的系統反省，實現對于道統擔負的文化自覺。指明文化的來源和路徑，所處的時代不能被其他思想所取代，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三，德育在宋代書院教育體系處于主要地位。

表現為，宋代書院以“識仁”為人才培養導向，依據這一導向，宋代書院確立了德才兼備、修己達人的道德教化理念，由此確定相應的實踐運行機制。和這一機制相輔相成的是，宋代書院道德教化理論和實踐有機統一。

基于此，德育在宋代書院教育體系發揮的作用也是主要的。表現為，宋代書院道德教化確定的“傳道”“弘道”基本宗旨，從個人道德修養不斷完善，從而有效影響到社會、國家層面，“傳道”“弘道”包含對于個人的要求，也包含了對于社會、國家的要求。

對于“道”弘揚和踐行，成為了宋代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長期和深遠的影響。

基于德育在宋代書院教育體系處于主要地位，宋代書院在實現社會政治理想目標過程中，運行機制推進的重要方式是宋代書院道德教化理論和實踐有機統一，實現了個人學術發展要做到博學慎思、明辨篤行。

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期間，堅決抵制生員中學術研究只是泛泛讀書，卻不細細考究義理的學風，針對生員中體現出來學風浮躁的實際，要求生員不僅具有獨立學習的能力，在學習儒家道德學說過程中，善于發現問題提出質疑，朱熹經常鼓勵學生“諸生各執經以聽，有疑問者，有見者說，疑漸漸解，方始是學。”

由博學慎思至格物、致知，朱熹這一治學方法，被后學者認為是對于格物、致知很好的詮釋。《瀛山書院學規》總結：“格物致知者，圣經八條之先務，古今理學之關鍵也。”由格物、致知至明辨篤行，是朱熹書院道德教化治學理論又一個重要內容。

《岳麓書院學規》明確詮釋了這一點：“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會課按時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

諸位理學、心學大家在主持書院期間，對應各自學術特點形成了各自學派，張栻主持岳麓書院期間形成了湖湘學派，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期間形成了程朱學派，呂祖謙主持麗澤書院期間形成了婺學學派。

從宋代書院道德教化發展歷史可以得知，各個學派之間學術交流絕不黨同伐異，而是取長補短，兼容并蓄。書院道德教化學術交流發展對于參與人員的地域、身份和年齡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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