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督軍府感悟心得,督軍府講解

文 | 三無青年

幾天前因事務到東五路附近，路過革命公園，追思舊事，駐足良久。

革命公園是陜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黨史教育基地”和“西安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時，創建于1927年2月的它還是西安建成最早的公園。“革命公園”，光這個名字聽起來就不簡單。畢竟，公園遍地都是，而竟然能以“革命”冠名的，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革命公園

中國的歷史，從周武王起兵伐紂到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從張角高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到方臘在江南率眾起義；從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部革命史。革命公園以“革命”為名，其背后也隱藏著西安一段血與火的悲壯歷史。

革命公園，這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

革命公園的故事，需要從一個叫劉鎮華的人說起：

劉鎮華（1883～1956），河南鞏義人，字雪亞，是民國時期河南鎮嵩軍統領，他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后來又參與了辛亥革命，組建拉攏了一支十萬人左右的部眾，游走周旋于各大軍閥之間，在云譎波詭的民國政壇漸漸混出名堂。

1917年冬，陜西革命黨人郭堅、耿直、高峻等響應孫中山“護法反皖”的號召，率“靖國軍”討伐投靠皖系軍閥段祺瑞的時任陜西督軍兼省長陳樹藩。走投無路的陳樹藩病急亂投醫，急電劉鎮華向其求救，并許諾以陜西省長一職，而當時劉鎮華也困擾于糧餉不足，這一到陜西發展的機會對他而言不啻于天上掉下來的一塊大餡餅。雙方一拍即合，劉鎮華率部赴陜，在西安擊退了“靖國軍”，為陳樹藩解了燃眉之急。1918年3月，經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劉鎮華在陜西省省長的位子上走馬上任。

劉鎮華

當時在陜西，陳樹藩的日子其實并不好過。雖然劉鎮華幫他解了西安之圍，但靖國軍并沒有因此被消滅，反而不斷發展壯大。而陳樹藩為了增強實力，擴編軍隊，打擊靖國軍以保住自己督軍的位子，于1917年冬開始，開放煙禁，通過各縣縣長明令農民公開種植，并強令各縣按耕地面積的50%交納煙款，自己從中漁利。

1918年春，陳樹藩與剛剛上任陜西省長的劉鎮華共同商定，成立了“陜西善后清查總局”，任命他的老師、時為財政廳長的劉瞻漢為“總辦”，同時任前山西知府、渭南巨紳武樹善為“會辦”。劉、武二人新官上任后燒的第一把火，就是發布一條“寓禁于征”的布告：

“照得陜西煙苗，上年業報肅清。近因地方不靖，謠言四處流行。愚民乘間種植，春苗聞已發生。督軍、省長專電報請：實行寓禁于征。聲明從重懲辦，嚴飭專委查明。每畝罰銀六兩，經費加征一成。分作兩期繳納，先將二成收清。如敢隱匿不報，查出治罪非輕。鄉保如敢徇隱，一并照章重懲。為此切實曉諭，仰即知照凜遵。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

總辦劉瞻漢 會辦武樹善”

陳樹藩

陳樹藩等人在此打油詩風格的布告中堂而皇之地稱“禁煙不力”的原因是“地方不靖”，把鍋甩到靖國軍的頭上。說是“愚民乘間種植”，違背了《中英禁煙條約》，應予以嚴懲，沒收種煙者的土地。但又假惺惺地“為農民生計著想”，不能讓農民失去土地，所以“寓禁于征”，改為按土地面積征收罰款。這樣一番操作，實際上種煙就合法化了。

按照陳樹藩50%交納煙畝罰款的條例，大量白銀迅速流入他的腰包。為了逼民種煙，陳樹藩又規定，凡完成或超額完成征收煙款任務的各縣官員，可按情況提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作為獎金。甚至派遣軍隊、警察披掛上陣催逼煙款。一時之間，陜西烏煙瘴氣，民生凋敝，餓殍遍野，盜匪橫行。

此舉直接導致了良田幾乎盡數變為煙田，從產糧區變成缺糧區，餓死病死之人不計其數。不少農民被迫背井離鄉、棄家出走。因此，不堪重負的陜西人民“驅陳”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甚至邀請到元老于右任出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

陜西旅京學生曾集體上書，憤怒控告陳樹藩的倒行逆施：“人才為致治之基，教育實立國之本，故欲見其國之盛衰，必觀教育之良否。樹藩武人，罔識大計，教育視若贅疣，學生幾同優讎，經費移作軍餉，校舍變為營房，以致青年學生，欲學不能，甚至被逼為匪。學生非甘心為匪者也，奈一般匪人欲借重之以固其勢，如不相從，必焚其居而殺其人，故不得不虛與委蛇，翼乘間以逃。及其逃歸，樹藩不諒其苦，又以治匪者治之。于是學生畏樹藩之羅織，附匪者日眾；樹藩惡學生之附匪，摧殘教育益深。殊不知摧殘教育，乃為多匪之因。……”

民國時期受毒害的農民

陳樹藩處境艱難，而遠在北京的直系軍閥聞風而起，想借此機會打垮陳樹藩，于是紛紛“站隊”，支持陜西人民“驅陳”。劉鎮華看在眼里，急在心頭。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跟陳樹藩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一損俱損，陳樹藩一旦垮臺，自己也必然吃不到什么好果子。為了保全自己，劉鎮華玩起陰陽人，表面上嚷嚷誓死追隨陳樹藩，背地里卻與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等眉來眼去。

1921年7月，吳佩孚率直軍攻陜，劉鎮華作為內應，引直軍攻入西安，陳樹藩這才知道劉鎮華這濃眉大眼的家伙當了叛徒，慌不擇路地攜家眷倉皇逃離。劉鎮華因“帶路”有功，不僅保住了省長的王座，還收編了陳樹藩殘部，獲得了吳佩孚等人的信任。

陳樹藩下臺，直隸陸軍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隨即就任陜西督軍一職。不過此公比之前任陳樹藩也強不到哪里去，他終日吸食，不理政務。陜西局勢日益動蕩不安，直隸軍內部矛盾也嚴重激化，甚至吳佩孚都曾點名斥責閻相文。僅一個多月后，閻相文在重壓之下于陜西督軍行署服毒自殺。直軍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接手了陜西督軍的位置。

馮玉祥本人出身行伍，是從普通士兵一步一步升上來的“草根”將軍。相比于陳樹藩、閻相文等人，他知道民間疾苦，不僅自身保持了艱苦樸素、治軍嚴謹的作風。也更能體貼和關懷士兵、百姓。

馮玉祥在督陜期間，除加緊訓練軍隊外，也做了不少實事：如統一軍令、政令，邀請在陜西較有人望的名士劉治洲、李仲三等與各地方武裝首領接洽，予以改編；又將陜西靖國軍中實力較強、軍紀較嚴的第四路胡景翼部改編為陜西陸軍第一師；任吳新田為陜南鎮守使，駐守漢中；漸漸穩定了陜西動蕩不安的局勢。又選拔德高望重的長安舉人、著名商紳薛秀清任財政廳廳長，緩解了陜西財政的巨大壓力。

他還發展教育，興辦實業，整修了潼關到西安的大道，在西安到咸陽必經的渭河上布置渡船，以利行旅；又創辦罐頭廠、肥皂廠、機織廠、鐵工廠；將督署經費的二分之一撥作教育經費。可說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陜西做了很多有益之事。

馮玉祥

對于馮玉祥這樣與前任“畫風迥異”的領導，八面玲瓏的劉鎮華投其所向，穿上灰布軍裝，扎上裹腿，以 “普通一兵”的形象示人，與部隊一起操練。又馮玉祥信仰，劉鎮華便有樣學樣，也經常到教堂做禮拜，甚至請牧師請到鎮嵩軍布道傳教。功夫不負有心人，劉鎮華立的這些“人設”，很快讓馮玉祥對其青眼有加，與他聯名發布了十條《治陜大綱》，兩人甚至結為把兄弟。

1922年4月，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率部赴河南作戰，劉鎮華受命代理陜西督軍一職。不久，馮玉祥任河南督軍，劉鎮華則在他的“欽定”下，正式繼任為陜西督軍。同年7月，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將軍府阜威將軍”。

劉鎮華大權在握，很快就暴露出他反動軍閥的惡劣嘴臉，走上了陳樹藩的老路：橫征暴斂、種植、摧殘教育、迫害人民。在馮玉祥的整飭下剛剛看到一點曙色的陜西，很快就又陷入了漫長的黑暗，民怨沸騰，于是繼“驅陳運動”之后，聲勢更加浩大的“驅劉運動”又隨之拉開了帷幕。只是劉鎮華經過多年經營，在陜西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掌控著有十萬人之眾的鎮嵩軍，又有直系軍閥做靠山，因此“驅劉”雖然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卻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無法動搖劉鎮華的地位。

1923年10月5日，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了總統。而此時張作霖自恃軍事力量強大，于1924年9月4日致電北京，痛斥曹錕，并于9月15日自任總司令，兵分三路入關向直軍宣戰。曹錕則命吳佩孚為討伐軍總司令，分兵三路迎擊，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劉鎮華奉吳佩孚之命，派遣張治公師前往山海關助陣。

10月23日，馮玉祥在孫岳、胡景翼等的配合下，發動了政變，潛入北京，實行“兵諫”，扣押了曹錕，吳佩孚倉皇南逃，直系政府垮臺，段祺瑞東山再起，上臺執政。馮、胡、孫成立了國民軍。局勢風云變幻，劉鎮華再次露出“變色龍”的本質，發布通電，擁護段祺瑞，同時命令當時駐守豫西的鎮嵩軍大將憨玉昆為“國民豫軍總司令”，率部進擊洛陽。

1925年2月底，胡景翼與憨玉昆之間為爭奪河南的軍政大權而矛盾激化，爆發戰爭。劉鎮華率領陜西的鎮嵩軍赴豫援助憨玉昆，但被國民二軍擊敗。當時段祺瑞仍支持劉鎮華繼續督陜，但此時劉鎮華在陜西已無容身之地，包括楊虎城在內的多名將領率部扼守住入陜要道，不放劉鎮華進入。劉鎮華只能率殘部逃往山西，又投靠了晉系軍閥的首領閻錫山。

1925年秋，直奉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劉鎮華再當墻頭草，又連續與張作霖、吳佩孚等勾結，再度投入直奉系，被任命為“豫陜剿匪總司令”。

1926年春，劉鎮華在河南陜縣、靈寶一帶擊敗國民二軍，并迅速通過潼關，很快占領了陜西東部各縣，于4月15日抵達西安東郊，隨后迅速合圍，企圖攻占西安，打的算盤是為北洋軍閥消除北伐帶來的壓力、擴張地盤的同時，自己也過一把“還鄉團”的癮。

劉鎮華圍困西安達8個月之久，期間他放火燒毀了城外近7000公頃的麥田，征用民夫在城周圍挖掘了一條長達3公里的“斷絕溝”，企圖困死西安城內軍民。

當時圍城的鎮嵩軍多達7萬人之眾，而西安城內國民軍僅有李虎臣率領的國民二軍的四個團約3000人，雙方眾寡懸殊。捉襟見肘的李虎臣聯系了時為國民三軍第三師師長的楊虎城，聲稱“你來，我就守；你不來，我就只能把西安城送給劉鎮華了”。

4月18日，楊虎城率領一支五個旅5000人的部隊進駐西安，暫時穩住了戰局和人心。而國民二軍第十二混成旅旅長衛定一率領所屬的兩個團駐守西安西郊的三橋，以維持西、咸兩地的聯系。這三支部隊合計僅一萬余人，且本來各自為戰，并無隸屬關系。為方便指揮、一致對敵，5月17日，楊虎城召開會議，命所有守城部隊取消原有番號，均稱“陜軍”，李虎臣為總司令，楊虎城為副司令。又通電全國：“堅守長安，誓殲嵩匪，完成國民革命”。

楊虎城和李虎臣

楊虎城和李虎臣齊心協力，率領全城軍民死守西安，依靠西安高大堅固的城墻以及同仇敵愾的氣勢，硬是把窮兇極惡的劉鎮華和鎮嵩軍擋在了西安城外，時稱“二虎守長安”。到7月時，西安城內斷糧，為了穩定軍心、民心，李虎臣率先殺了自己的坐騎，分其肉給士兵。

楊虎城則明令禁止去老百姓家中征糧，并因此處決了跟隨自己多年的副官、上尉趙文彪。撐到11月時，西安城里的牲畜，甚至鳥獸都已被吃光，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幾乎斷絕，已徹底成了一座孤立無援的孤城。每天都有大批人凍死餓死，慘狀幾近于人間煉獄。

眼見情勢越發嚴峻，“二虎”也開始考慮自己的結局。李虎臣問楊虎城：“彈藥極缺，又無來源，咋辦？”楊虎城回應：“打完了再說！”李虎臣又問：“打完了咋辦？”楊虎城答：“用城墻上的磚打！”李虎臣繼續追問：“城磚打完了咋辦？”楊虎臣堅定回應：“真到了那時候，你我二人同上鐘樓戰死！”。

很明顯，面對急劇惡化的局面，“二虎”已經做了拼死一搏的最壞打算。但天無絕人之路，在另一邊，包括于右任在內的多名愛國人士四處奔走呼號，訴說西安的悲慘現狀，痛斥劉鎮華為“慘絕人寰之人”，引發了社會各界關注。這時，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帶來了大批武器裝備，重整國民軍。

9月17日，馮玉祥在綏遠（今內蒙古）五原誓師，加入，被改編為北伐軍的一部分。他接受了北方區執委會書記李大釗“固甘援陜，聯晉圖豫”的建議，揮師南下，救援西安。

由于當時西安形勢已經命懸一線，馮玉祥一面加急行軍，一面電令駐扎在甘肅平涼的老部下、“十三太保”之一的孫良誠先去西安解圍。孫良誠火速東進，于十月上旬頂著刺骨寒風，強渡渭河，硬是扛住了鎮嵩軍的猛撲。十一月中旬，各路人馬終于到齊，在馮玉祥的統一指揮下，一鼓作氣擊潰了鎮嵩軍，劉鎮華倉皇敗逃，這一天是1926年11月27日。

馮玉祥等人在五原誓師

次日，國民軍從之前反攻時炸開的西安西北城角進入西安，馮玉祥肩抗鐵鍬第一個入城，隨即開始了西安城的重建工作。楊虎城告訴馮玉祥：“早來一天，餓死一半，晚來一天，全城餓死”，馮玉祥不由感慨萬分。

西安城內原先約有軍民20萬，到解圍之時，戰死、餓死者竟達5萬，占了當時城內總人口的1/4。在馮玉祥的倡議下，聯軍駐陜總司令部于1927年1月15日將舊皇城改為紅城（即今新城廣場）。

1927年2月，馮玉祥率眾為西安死難軍民舉行了公祭活動，同時在紅城北門外置地一頃辟為公園，馮玉祥親書“革命公園”四個大字園名，內設萬人冢、烈士祠和革命亭，供市民憑吊、紀念。革命亭上有楊虎城所寫的對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滿三秦，怨滿三秦”。（后來谷鳳鳴在書寫時將“怨”改為“譽）。

馮玉祥除安撫、賑濟西安市民外，還積極與中國合作，在軍事、政治、財政各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接受蘇聯顧問和劉伯堅的建議，將西北大學改建為西安中山學院，并支持駐陜總司令部創辦了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用開展工作，訓練軍隊，使飽經戰亂的西安城重獲新生。

為了紀念馮玉祥解救西安于水火之中的功績，西安在城墻西北炸開的缺口處開辟了一個新的城門，命名為“玉祥門”，留存至今。

玉祥門

革命公園建成至今，轉眼已近百年。往事如煙，對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今人而言，它或許只是一座普通的公園，與隨處可見的其他公園并無兩樣。但它又實在不是一座普通的公園。革命公園是一個符號，又是一座豐碑，它所代表和承載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厚重歷史。

“革命”一詞，聽起來非常高大上，但光鮮的背后卻是沉重，是無數先烈為之付出的汗水、鮮血甚至生命的代價。革命公園與楊虎城、李虎臣以及壯烈的“二虎守長安”一樣，都早已融入了西安和西安人的血脈之中，這都是值得后人傳頌、銘記、以及汲取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