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的基本原理,矛盾論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哲學思辨中的作用

編者按：《矛盾論》原文本來自毛澤東1937年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唯物辯證法的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1950年代毛澤東將之單獨抽取出來，易名為《矛盾論》,精心修改后編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的修改既有篇章結構上的改動，也有理論觀點上的完善和句段上的增刪與潤色。作為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的代表作，《矛盾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寧的辯證法思想，吸收了自列寧以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優秀成果和中國歷代辯證法思想的精華，緊密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對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做了全面論述和系統發揮，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主觀主義者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同時，《矛盾論》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矛盾論》這一闡發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統一規律的杰作，以自身的特殊理論價值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矛盾論》作為《實踐論》的姊妹篇，與《實踐論》相互輝映，成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國內外學界曾經有人攻擊《矛盾論》是抄襲之作，這是無知或別有用心，攻擊者完全不了解《矛盾論》的撰寫、修改過程，也不了解《矛盾論》曾經受到國外哲學界的高度評價。本文的目的不是澄清學界的誤解，而是專門探討毛澤東是如何在1937年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唯物辯證法的第一“矛盾統一法則”的基礎上，于1950年代將其修改為《矛盾論》的，旨在還原這一文本產生與修改的歷史真實過程。

一、《矛盾論》原文本的寫作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順利到達陜北以后，中國革命也開始處于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的歷史關頭。這一時期，國內外諸種矛盾交錯，斗爭空前激烈。面對發展、變化了的新形勢，為使被嚴重削弱的革命力量重新壯大起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人決定首先從思想上、理論上進行黨的建設，重點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力求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用創造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全黨。在這之前，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已從軍事上及政治上總結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最后失敗的經驗教訓，并系統闡述了中國革命及革命戰爭等諸多重大理論問題。然而，限于軍事形勢的緊迫和歷史條件的限制，王明“左”傾路線的思想理論根源——主觀主義卻沒有受到認真的批判。這種主觀主義主要表現為教條主義，它在黨內的流毒和影響仍嚴重地存在。就中國的歷史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全黨由于實踐經驗和理論素養的不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缺乏自覺的認識，這使一部分同志產生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無視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和具體實踐經驗，只是“生吞活剝”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中的只言片語，機械搬用俄國革命的經驗，結果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另一方面，黨內一些有經驗主義傾向的同志，長期拘守自身的片面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全局，使得他們的工作帶有較大的盲目性。這種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一樣，也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為了從思想路線上徹底清算王明等人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以及這種教條主義賴以生存的基礎——經驗主義，從哲學高度升華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來武裝全黨廣大干部，幫助他們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學會觀察和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各種矛盾的科學方法，以擔負起即將到來的偉大抗日戰爭的歷史使命。為此，毛澤東專門給中國人民抗日軍事大學學員講授哲學，還撰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矛盾統一法則”即后來的《矛盾論》原文本是講授提綱中的重要章節。它與《實踐論》一樣，都是適應中國革命實踐發展需要的必然理論產物。正如毛澤東在1960年論及“理論與政治的關系及如何創新”的理論時所說的，“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合于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

從主體方面看，“矛盾統一法則”的寫成也是毛澤東發奮讀書、深入鉆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果。紅軍到達陜北并以延安為中心建立起一個穩固的革命根據地后，毛澤東已有可能抽出時間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和各類哲學著作。為了給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講授哲學做準備而寫作《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之時，除了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著外，毛澤東還研讀了一批蘇聯及中國的哲學教科書，寫下了大量的批注。毛澤東對這些哲學教科書的研讀和批注，形成了他撰寫包括“兩論”在內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最初思想資料。通過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毛澤東創造出了反映當時時代最高水平的哲學作品。

與《實踐論》一樣，《矛盾論》雖然也是從哲學上反對危害中國革命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特別是批判王明教條主義思想路線的，但側重點有所不同。如果說《實踐論》偏重于批判教條主義者對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知與行的關系的割裂，那么《矛盾論》則重在批判教條主義者對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別的關系，以及對立與統一、斗爭性與同一性的關系的割裂。

我們從《毛澤東選集》中讀到的《矛盾論》，是毛澤東于1950年代精心修改過的，而且是他從1937年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單獨抽取出來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適應廣大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提高理論水平的需要，毛澤東決定重新發表“兩論”，他對“兩論”進行了認真修改，而后發表于《》，之后又將其收編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對《矛盾論》進行修改，表明了他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也適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從《矛盾論》1937年問世到1951年至1952年修改并重新發表，經過了15年以上的時間，在此期間，毛澤東的革命實踐經驗更豐富了，理論知識更豐富了，思想也更成熟了。毛澤東把自己新的認識，更成熟的思想、理論、觀點增補入著作，并將文字處理得更加嚴謹，結構更完整，觀點更鮮明。修改后發表的《矛盾論》較好地反映了毛澤東在1950年代初哲學思維的成熟，給人們奉獻了上好的精神食糧。這不僅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滿足了全黨全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新哲學的需要，也為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方法。

二、《矛盾論》的修改

毛澤東修改《矛盾論》所花費的時間比修改《實踐論》花費的時間要多很多。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本來擬將《矛盾論》與《實踐論》一起收錄于第一卷，但毛澤東在臨出第一卷時對其修改稿仍不滿意，故未收入。1951年3月8日，毛澤東專就《矛盾論》的修改事宜致信陳伯達和田家英，信中說道：“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信中還說：“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收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經過作者的精心修改，《矛盾論》于1952年4月1日發表于《》，而后還作為首篇文章，收入至同年4月10日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毛澤東對《矛盾論》修改的程度要比《實踐論》大得多。《矛盾論》原文共有7節，135個自然段，23774個字符，修改后在《》發表時正文共7節、字符計有23255個，另增寫了題解字符114個，注釋字符1497個，總計字符24866個。修改時，毛澤東大約將原文刪除、修改了6000余個字符，增加了7000余個字符。收入1952年版《毛澤東選集》時，《矛盾論》的結構未變，總共7節，111個自然段，總字符數為24705個，其中包括題解字符103個，注釋字符1362個。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中，《矛盾論》總字符數26660個，主要是注釋從25條增加到37條，故字符已增加到3320個。與《實踐論》一樣，毛澤東對《矛盾論》既有篇章結構上的改動，也有理論觀點上的完善和字句上的增刪與潤色。兩相比較，毛澤東修改后的定稿本比原文本在質量上有大的提高。本文試圖對照1937年的原文本與1952年的修改定稿本，來說明毛澤東是怎樣具體修改的。當然，由于毛澤東對文章字句的修飾使得行文更流暢的情形見之整個篇幅中，難以一一列舉出來，本文只能擇要說明。

（一）文章標題及結構的改動

第一，文章標題做了修改。《矛盾論》原標題為“矛盾統一法則”，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唯物辯證法中的一節（也是撰寫和講授了的唯一一節），這樣標題與其講授提綱的總體意圖是一致的，也與毛澤東打算展開講授唯物辯證法諸規律和諸范疇，如除矛盾統一法則外的質量互變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及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等范疇的體例結構一致。可是，由于“七七事變”爆發，毛澤東忙于抗日戰爭的領導工作，“唯物辯證法”章節只講授到“矛盾統一法則”就終止了。要把這一節獨立出來作為一篇論文發表，并收入《毛澤東選集》，就很有必要將題目加以改變。后來，毛澤東決定將這篇文章命名為《矛盾論》。這一命名明確而通俗，不僅符合中國人的語言習慣，也更切合文章的內容，有點睛之妙；同時，它還與《實踐論》這一名篇相互輝映，成為姊妹篇。

第二，正文部分刪去了第二節。《矛盾論》原文分引言、正文兩部分。正文總共有七節，其中“形式論理學的同一律與辯證法的矛盾律”是其第二節。修改時，毛澤東將這一節10個自然段、2300個字符全部刪去了，并在原文最后一個自然段的基礎上重新寫作，作為第七節“結論”。

毛澤東為什么要刪掉整個第二節呢？這是因為它的觀點基本上是錯誤的，盡管在一些具體看法上也有若干正確的成分，但它總的基調是把形式邏輯（當時譯為形式論理學——筆者注）與形而上學混同起來，與辯證法完全對立起來并加以批判，這就不合適了。這種理論上錯誤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受到當時蘇聯哲學界的不良影響，或者說，這種錯誤是從蘇聯理論界承襲過來的。作者當時戎馬倥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分析、批判、理清正誤，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最終導致了這一理論上失誤。在1930年代，蘇聯哲學界普遍把形式邏輯等同于形而上學，并且給它貼上資產階級反動理論的標簽，大加鞭撻。當時對蘇聯學界產生較大影響的幾部哲學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等，都設專章批判形式邏輯，并主張用辯證法取而代之。由于中國的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受蘇聯哲學界、理論界影響極深，蘇聯哲學界、理論界的這種錯誤觀點也連同其他正確觀點一起，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全盤接受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等著作的中文譯本，不僅很快就被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革命領導者所閱讀，還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知名人士所閱讀，并被奉之為較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與此相呼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艾思奇在其著作如《大眾哲學》等作品中，也都認同和贊成蘇聯哲學界的這種不正確觀點。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一些著作，毛澤東當時在延安也讀到了，這種“一邊倒”的理論氛圍深深影響了毛澤東。因而，毛澤東在講義中講對立統一法則時也對形式邏輯設專章進行了不正確的批判。至1950年代，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毛澤東通過認真思考與比較，也改變了原來的認識，故在修改時將《矛盾論》正文的第二節“形式論理學的同一律與辯證法的矛盾律”全部刪去了，這一刪節使《矛盾論》免除和修正了一個重大失誤。

第三，在全篇多處增加“反教條主義”提法的做法，改善了文章的思想結構。改文中有12處明確批評了教條主義，包括題解中1處，引言中2處，正文中8處，正文結論中1處。而“教條主義”概念在1937年是不可能提出來的，更不可能加以反對。這些新增加的對教條主義的點名批判，表明毛澤東修改時思路上已發生重大變化。在1937年的原文中，對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判意圖是較明顯的，但當時考慮到王明教條主義在黨內還有一定地位和影響，出于政治策略上的需要，毛澤東在用語上一般只提“反對本本主義”，只點名提“陳獨秀主義”“李立三主義”。直到1941年整風開始后，毛澤東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語中，才多次使用“中國的主觀主義”“中國的教條主義”等語。當中國革命在反對教條主義、走自己的路中取得全面性勝利后，當毛澤東思想已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后，當人們對教條主義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認識和批判能力后，明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大力宣傳唯物辯證法，為奪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新勝利提供正確的思想指南，才是自然的。

（二）引言及各節內容的修改

第一，引言的修改。引言的第1自然段主要是將原文的講稿樣式修改為論文樣式，并清楚表明作者要從總體上全面展開、發揮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這一看法，有破題的作用。引言原來較為簡單，僅218個字符，且言及“形式論理的同一律，同辯證法的矛盾律”。原文在引述列寧關于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對立統一法則是辯證法的核心等語后這樣講：“因此，我們的辯證法，就從這個問題講起，并且把這個問題講得比其他問題詳細一些。”修改后的表述則為，“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樣一改，就突出了對立統一法則在辯證法體系中的地位。引言的第2自然段是新增寫的，123個字符，表明了作者當時從事哲學研究和寫作的一個要點是反對教條主義。

第二，正文修改的大致情況。一是第一節“兩種宇宙觀”的修改。首先是標題做了修改，原標題為“兩種發展觀”，修改后為“兩種宇宙觀”，這種修改使文章發揮時內容能更寬廣一些，不僅講一個發展觀問題，而且角度也有些不同。并且，該節原文還用了兩個小標題：（1）形而上學的發展觀，（2）辯證法的發展觀。修改時，作者將它們刪去了，使行文顯得更加緊湊。

該節原文共7個自然段。作者在第3自然段增引了列寧關于發展觀的一段話，增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色彩。第5自然段對形而上學特征的論述，作者做了較大修改和充實，修改后的文字觀點更精確、更全面。改文對辯證法特征的敘述在原文基礎上的增補是，“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原因”。這種增補把內因和外因的作用說得更加清楚了。第5自然段最后還增寫了“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這是從《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二章第六節“運動論（發展論）”中移過來的，用在這里作為對傳統文化中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進行批判。對第6自然段，作者則有較大幅度的增刪。刪去的一段話是，“中國東北淪亡，華北危急，主要由于中國之弱（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政權不在人民手里，造成了內戰與獨裁制度），日本乃得乘機而入。驅逐日寇，主要依靠民族統一戰線執行堅決的革命戰爭。‘物必先腐之，而后蟲生之，人必先疑之，而后讒入之’，這是蘇東坡的名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也是孔夫子的實話。……人定勝天，困難可以克服，外界的條件可以改造，這就是我們的哲學”。這段話前部分有時代特點，后部分則圍繞主題不緊，刪去了使文章更精練些。

原文第7自然段被作者全刪去了，這可能是因為要避免重復，同時其中有“我們是內因論者”的提法不甚恰當。而新增寫的第7、8自然段理論性很強。第7段從辯證法發展史的角度闡明：馬克思、恩格斯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一偉大的理論，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后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的發展，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第8段是強調辯證法的方法論意義，并特別強調了解矛盾統一法則的重要性。這為第二節的展開啟開了話題。

二是第二節（原文第三節）“矛盾的普遍性”的修改。第二節在開頭增加了一個較長的自然段，作者的目的是點明：盡管矛盾的普遍性已被很多人所承認，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矛盾的特殊性卻有很多同志弄不清楚，應著重研究；但分析矛盾法則時，宜從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入手，了解矛盾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這樣，接下來的自然段便展開了對矛盾普遍性的論述。

在該節中，作者直接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寧關于矛盾普遍性的話，而原文是轉述的。在改為直接引用后，作者使論點依據便于尋查，增強了文章的理論性。該節另還刪除了原文第29、30兩個自然段及另一小段。第29自然段是關于資產階級理論家對恩格斯的論點“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攻擊；第30自然段是說明列寧指出了資產階級理論家有關論點的全部荒謬性，并對其攻擊進行了駁斥。

在原文第39自然段中，作者修改的一句話較重要：將黨內矛盾“是社會階層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改為“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這樣的改動使表述的內容更豐富，也更精確了。

原文第40自然段的表述不大完整：“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復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改文則在后面做了增寫：“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這一設問的增寫，意在突出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都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第二節結尾一個自然段較短，作者將之刪去后另寫了一段。刪去的原段是，“好，我們不用讀桐城派的古文義法了。列寧告訴我們更好的義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法”。換寫的一段是，“中國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顯然，改換的一段文字更簡潔，更有目的性和號召力。

三是第三節（原文第四節）“矛盾的特殊性”的修改。講清楚“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論》的重點，作者對這節做了大量修改，增寫了三個自然段。其中增寫的第35自然段是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出發，闡明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這一論點的增補很重要，為該節最后點明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論點做了鋪墊，并對教條主義只看重一般真理、完全顛倒和否認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做了有力的理論批判。增寫的第51自然段較長，是講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會相互轉化：“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增寫的第52自然段亦更長：“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于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這一段在講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時，還以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論說為例來說明問題。這些增寫，把“矛盾的特殊性”說得更透徹了。

同時，該節對一些句段也做了較多修改，主要見諸第43、44、46、49和55自然段。修改后的第55段是從原54段的結尾擴寫、獨立出來的，原文部分是這樣寫的：“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矛盾學說的精髓，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謂聞道，以今觀之，就是聞這個矛盾之道。”改寫為獨立的一段是，“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這些修改和增補，使行文更流暢、簡潔，論點更突出、鮮明。

第三節的刪節量不大。具體在第40自然段講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進行舉例時，刪去了關于鄉下兩家或兩族相爭時做和事佬的比較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點的例子。這一刪，使存留的許多例子不再帶俗氣，且能與觀點更好地統一起來。

第三節中，毛澤東對一個著名的論點加以充實。這就是現在人們常引的有關精神對物質、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反作用的論述。原文第85自然段的論述較簡略，只涉及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不違反的。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但同時又承認而且應該承認精神的東西之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而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改文（第74自然段）充實后的表述是，“……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這一充實，使觀點更完整。

該節的最后一段即75自然段論述矛盾之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之關系時，作者先刪去了幾句話，另行增寫了一段精彩文字。刪去的話是：“蘇東坡說：‘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照現在的意思來說，可以說他說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對性，‘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說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絕對性。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懂得了他，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謂聞道，以今觀之，就是聞這個矛盾之道。”繼之，作者新增了一個很短的自然段作為結尾：“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這一刪一增，高下立見。新增的這段話，現在幾乎成為說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相對性和絕對性道理的經典話語。

第三節的一個特點是增加了對列寧學說的引證，從而增強了理論分量。增引的話共有兩處。第一處是，“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第二處是，“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于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同時，該節還有一處將間接引述列寧的話改為直接引證列寧的話：“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以上的增引和直引無疑增強了文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成分。

第三節還有一個特點是有針對性地強調了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矛盾的特殊性，故它7次提出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還有一次將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批判并列。這些新增寫的內容，連同全篇中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點名批判，是作者深受教條主義之害的政治體驗的理論升華。

四是第四節（原文第五節）“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修改。該節把原文第70自然段分為兩自然段，后一段在舉例中刪去了“在外國，有美國的獨立戰爭，南美洲同英國的戰爭，菲律賓同西班牙的戰爭，等等”的段落。這種刪節使所述內容更緊湊。

改文的一個亮點是增寫了第67自然段，即包括“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這一名言在內的這一段。這里提出了一個新的思想：其中論證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這由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斗爭所引起，當新的方面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并認定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這就超越了1937年版本的思想。

還有，改文第75自然段即該節最后一段中也增加了一小段：“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這種增補與第67段提出的新陳代謝規律是相互呼應的。增補之后接下來的行文，作者也做了較多調整與修訂。例如，原句是“矛盾這各種不平衡中，對于主要與非主要的矛盾、主要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決定其政治上戰略戰術方針的基本方法之一（軍事上也是一樣），所以不能不充分注意這個問題”，而修飾、潤色過的文字表述是“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人都應當注意的”。這些話語強調：人應注意研究矛盾發展的不平衡，它是決定政治與軍事戰略戰術方針的基礎。

總的來看，作者對第四節一些自然段中的一些文字都進行了修改，使之更有條理；同時作者還刪減了兩自然段：其一是關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地位轉化的舉例；其二是關于一切矛盾方面之主導與非主導的地位都是互相轉化的論點。這種刪減是為了避免重復，使文章層次更簡潔清楚。而改文第73自然段，作者在講到研究馬克思主義也是由“無知或知之不多”到“有知和知之甚多的轉化”時，刪去了“從相反道路走會發生相反方向轉化”的論述及舉例。這使問題的論述更明朗集中一些。

五是第五節（原文第六節）“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修改。這一節的改動也比較大，既有增寫，更有大量的刪節。改文增寫的第90自然段，是對反動統治階級宣傳形而上學錯誤思想的政治目的，以及形而上學思想的社會階級根源的揭露。它主要是說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同一性，本來不是凝固的，而是有條件、可變動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增寫的第91自然段，主要是說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是現實、具體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的同一性，并指出中國古代神話中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乃是無數復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于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象的、主觀幻想的變化。該段更引證馬克思的話來說明，“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它進而強調：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改文第100、101段也是增寫的，前段說明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后段從中國古語“相反相成”出發，對之加以辯證的解釋，說明了斗爭性與同一性的關系。同時，該節的最后一段被刪去了。

總的情況是，這一節的刪節較多，總共13個自然段。不過，其中12個自然段的內容不那么緊湊，多是舉例，如講生死變化；蘇區的土地革命，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與曾經失掉土地的農民在有無、得失之間，因一定條件而互相聯結變為同一性；私產與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相反相成；建立與發展正是準備著消滅和一切黨派的條件；建立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殖民地的黨（條件）必須為著保衛祖國，反對的壓迫而斗爭，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在一定條件下相反相成；與共產主義二者矛盾著，但一定的條件造成了同一性；戰爭與和平是矛盾的，但既聯結又轉化，在一定條件下具備同一性；中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訂立抗日的統一戰線，但要保證黨與階級的獨立性，否則就沒有統一戰線了；民主與專制，極端相反的東西之間有同一性，等等。

一些段落被刪除主要是為了行文緊湊。例如，被刪去的原文第106自然段是，“軍隊的休息訓練，同時就是作戰勝利的條件，‘養兵千日’正是為了‘用在一朝’。……但如果沒有新兵新干部，戰爭與工作就不能繼續。勇猛要緊，也還要智謀，張飛雖不錯，到底不如趙子龍。……‘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顧前不顧后，叫做莽夫。知一不知二，未為賢者”。這一段明顯圍繞主題不緊，刪去更好。原文第110自然段后部分也刪去了，“唐吉柯德的奮力同風車作戰，孫悟空的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云，阿麗斯的漫游奇境，魯濱遜的漂流孤島，阿Q的經常勝利，的世界統治，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布哈林的均衡論，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御用學者的思想統一，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親日派的唯武器論，以及中國古代傳說中的杞人憂天，夸父追日，等等都不能成為矛盾的同一性，不能成為具體的矛盾，僅在人間添些麻煩與笑話的資料，也就是這個道理”。這一刪節使表述更簡明了。刪去的原文115自然段是，“國際間的和平條約是相對的，國際間的斗爭是絕對的。階級間的統一戰線是相對的，階級的斗爭是絕對的。黨內思想上的一致是相對的，黨內思想上的斗爭是絕對的。自然現象中的平衡是凝聚、吸引、化合等等是相對的，而不平衡、不凝聚、排斥、分解等等是絕對的”。這些話有的表達可能不那么精準，有的則與其他段落重復，故刪去了。

該節在刪去一些句段時，同時進行合并、移植、修改。例如，改文的第98自然段對事物運動兩種狀態的表述就做了較大修改，改動后的表述用語更規范、精煉了，也更加突出了主題。

六是第六節（原文第七節）“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修改。這一節的改動也很大，原文共13個自然段，1525個字符。經過作者刪除與整合、基本上重寫后，只有8個自然段，字符數大致相當。改文的第106段主要講認識以對抗形式解決舊矛盾、認識革命意義的極為重要性，重點強調階級社會中革命和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改文的第107段主要講應區分矛盾的不同性質及不同解決方法和斗爭形式。有些矛盾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矛盾的對抗性與非對抗性可以轉化。而改文的第108段主要是舉例論證第107段提出的矛盾的對抗性與非對抗性可以轉化。改文的第109段亦是舉例論證，但借助列寧的有關思想啟下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國統區里極為對抗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在革命根據地就消滅了，并明確提出了“對抗的矛盾”與“非對抗的矛盾”概念。以上4段的改寫把“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基本上闡明了，論證更有力，把原文主要強調對抗與矛盾的區別，改為既強調認識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又注意以不同的方式去解決性質不同的矛盾，更具有方法論的啟迪。在行文技術處理上，作者把原文講蘇聯新經濟政策、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錯誤觀點等這些與文章主旨關系不大的句段也刪去了，對內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的矛盾，文化上先進與落后的矛盾，經濟上城市與鄉村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關系中工農的矛盾，自然界中的生與死，遺傳與變異，寒與暑，晝與夜等類的矛盾等舉例全刪去了，這使說明的問題更明確、突出。

七是第七節“結論”的修改。改文新增的第七節“結論”，是在原文第七節“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一個自然段的基礎上重新改寫而成的。原文段落395個字符，重寫的結論545個字符。它除了對《矛盾論》的內容進行概述外，主要說明“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另外，還有一段話比較重要：“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于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復經驗主義的錯誤。”這段話亦與全篇照應，表明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與掌握矛盾辯證法有重大關系，也間接點明了《矛盾論》寫作修改的一個指導思想。

三、修改后《矛盾論》的

文本結構及其理論地位

《矛盾論》是毛澤東辯證法思想的代表作。《矛盾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寧的辯證法思想，吸收了自列寧以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優秀成果和中國歷代辯證法思想的精華，緊密地聯系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對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做了全面論述和系統發揮，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主觀主義者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修改后的《矛盾論》由一個引言和七個節次構成。引言部分表明毛澤東根據列寧有關辯證法的思想，對事物的對立統一法則這一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做系統發揮。毛澤東認為，將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核心及其有關聯的一些方面弄清楚了，就從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并點明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目標。《矛盾論》所依次展開論述的七個節次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結論。這樣，《矛盾論》就有了較完整的篇章結構。

《矛盾論》作為第一代中國人毛澤東寫成的名著，現在仍是我們必讀的哲學經典，它揭示的一些重要原理已寫入相關的哲學教科書中，培養訓練了我們的思維方式。

同時，《矛盾論》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矛盾論》在國內發表后，不久蘇聯的《布爾什維克》1952年9、10月號即發表了其俄文版。盡管斯大林否認對立面之間的同一性，但該雜志對《矛盾論》評價很高：“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矛盾論》幫助了中國在思想上粉碎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對革命實踐的危害性，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論與實踐統一的范例。是在中國人民爭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爭的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總結，是對實踐與理論的相互關系的獨創性的研究。”在1950年代，蘇聯哲學界對“兩論”的評價尤高。羅森塔爾、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指出：《實踐論》《矛盾論》“是根據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具體材料創造性地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問題的卓越典范”。蘇聯大百科全書第26卷亦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摧毀性地打擊了和馬克思主義敵對的反科學的主觀主義的理論，它在中國人的馬列主義的精神中，起了杰出的作用。直至1958年，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仍多處引用了《實踐論》《矛盾論》的觀點，并評價《矛盾論》說：“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價值的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卓越貢獻。這篇著作正確地強調了這樣一個思想：在每種情況下，都應該揭示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論》在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影響也較大。《實踐論》《矛盾論》在1950年代初傳播到英國后，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康福斯對之熱情贊揚。他在《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日文版序言中寫道：“由于中國革命及領導者毛澤東的努力，在馬克思的著作里譜寫了偉大的新篇章。毛澤東不僅涉及到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政策，而且涉及哲學的領域。特別是他對認識論有深遠意義的書籍及《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要貢獻。”法國學者讓·雪斯諾在《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一文中，也高度評價了“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尤其是給辯證唯物主義的總和理論增添了新的內容。毛澤東從列寧的某些指示出發以并發展了它，把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區別開來；他指出兩者同社會實踐有著怎樣不可分割的聯系，并指出從認識到實踐，從實踐到認識怎樣構成一個辯證的循環，‘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高一級的程度’。他又從列寧的另一些指示出發，拿當時中國革命形勢中若干事例作依據，把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與次要的矛盾，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等復雜的概念分析得一清二楚，極其仔細。”日本學者松村一人則以《論毛澤東哲學的意義》為題在《思想》雜志1952年9—10月號上發表文章，論述了毛澤東哲學的根本特征以及毛澤東撰寫兩論的有關情況。他指出：“毛澤東的《矛盾論》是論述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規律——‘對立面統一’的規律的著作。讀了《矛盾論》，我首先感到的是，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及《實踐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向前推進了一步。如果不學習毛澤東的哲學，我們就不能談論馬列主義哲學。如果不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我們也就不能充分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我們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哲學。”另一位日本學者柳田謙十郎1978年在《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思想》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寫的《矛盾論》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不僅在于它給辯證唯物論的發展歷史增添了新的內容，而且還在于它明確地提出了在中國人民斗爭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什么要由過去國內的階級斗爭轉變為與國外的敵人日本展開民族斗爭的理論根據。”

可見，《矛盾論》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上享有經典的地位，不僅是中國人必須掌握的哲學理論，也是提高哲學素養的必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