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搶了多少中國文物、俄羅斯首次買中國武器
地球上形形的生物中，大部分都會有屬于自己的“定居點”。那里或是食物充足，或是罕見天敵，或是氣候溫度都十分適宜特定物種的生長繁衍，因而成為了某類生物廣泛分布的區域。 但這些安分守己的生物列表中，顯然不包括人類。
在常年冰封的雪山之巔，有我們插下的旗幟；在一望無垠的荒漠之中，有我們走過的足跡；人類的潛水鐘嘗想深入海底兩萬里一探究竟；我們的航天器甚至試圖將生物的活動版圖拓寬到地球以外。
對未知世界的無盡好奇與探索，是人類社會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哥倫布到鄭和，中西方的探險家們在那個對大洋彼岸有什么還一無所知的年代就開啟了無數次探險嘗試，最終加速了全人類的相互了解與聯系，也伴隨著許多野蠻掠奪與沖突。
循著遙遠傳說出發的探險家們，帶回的或許是異邦的交好信息，或許是新大陸驚人的財富，有時甚至是來自文明古國的無價文物。發生在1850至1930年代我國的“西域探險熱”，就是這樣一段人類古老文明被發掘、考察與研究，同時也被掠奪甚至破壞的歷史。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的中國壁畫
1856年，俄國地質學家彼得·彼得洛維奇·謝苗諾夫·天山斯基從巴爾瑙爾（現俄羅斯城市，清朝稱“巴爾納廓”）出發，途經橫跨中俄的阿爾泰山脈，穿過伊塞克湖對天山山系進行了詳細的考察。
他領導的中亞探險隊隸屬于俄羅斯帝國地理學協會，是近代第一支進入中國西域的專業探險隊。為期兩年的考察成果匯成了關于天山的第一部系統論著《天山游記》，這也是近代國外團隊進入中國西域探險的開端。
19世紀70年代的謝苗諾夫-天山斯基
13年后，第二支進入中亞的俄國探險隊出現了。帶隊者叫普爾熱瓦爾斯基，他在長達18年的時間內，先后四次率隊考察中國西北地區廣袤的土地。第一次探險就直接穿過戈壁沙漠到達北京。
客觀來講，普爾熱瓦爾斯基的科考研究成果堪稱偉大。他率領的隊伍經過雅加達、北京、長江上游、西藏、青海湖、柴達木盆地、阿拉善、天山、和田等地，研究領域涉及地理、物種、商貿甚至人文及地方政治。他的五本著作及旅途中繪制的大量地圖，帶回俄國的近萬種動植物標本直接開創了國際上對中亞地理研究的新時代，更新了當時國際認知不多的亞洲地圖。
但軍事學院出身的他在考察過程中也是暴戾蠻橫的。他在考察團中帶了大量槍支彈藥，沿途以野生動物為樂趣。經過小村莊的時候會強征給養，以暴力威脅當地人給他當向導，甚至綁架村莊頭人，殺死反抗的西藏游牧民族。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毫不掩飾對東方文明的不屑一顧，說“一手拿著，一手拿著鞭子就可以在亞洲橫行探索任何地方”。1888年，這個在國際上聲名遠揚又在西域臭名昭著的探險者患上斑疹傷寒，死在了第五次探險伊始的伊塞克湖畔。
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普熱瓦利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他的接班人科茲洛夫，正式開啟了俄國探險隊對中國文物的大型掠奪。
早在1884年，22歲的科茲洛夫就是普爾熱瓦爾斯基探險隊中的隨行少尉。1890年代他開始逐漸接手隊伍的領導權，并于1899年首次獨立率隊探險。前期的探險延續了前輩的自然地理考察方式，取得了不少關于黃河、長江及湄公河的信息資料，成書《蒙古與卡姆》讓他在國際上名噪一時。
但更驚人的發現出現在1907年至1909年的再次“遠征”。橫穿荒涼蒙古南部戈壁的科茲洛夫率隊沿額濟納河東支向下游進入巴丹吉林沙漠，就在這里，他們發現了西夏故都“死城”哈拉浩特（即黑水城遺址）。
科茲洛夫及其考察團
科茲洛夫的隊伍在這里挖掘出了兩千余件西夏文物，其中就包括了目前僅存于世的西夏文、漢語雙語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這些珍貴的文物被他輾轉送回圣彼得堡，而他也由于此次“立功”被授予1911年的皇家地理學會創始人金獎。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1923年他再次率隊來到蒙古肯特山一帶進行考古發掘活動。這次又發現了數量驚人的匈奴王室陵墓，一大批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紡織品文物被送到彼得格勒。科茲洛夫前后兩次考古發掘被蘇聯專家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而這些已消失的古文明的無價文物，又成為了前蘇聯炫耀于世多年的珍寶。
科茲洛夫在黑水城中掘出的佛像
探險家們對于中國西域的探險與掠奪，可以說源起于俄國學者出于學術目的的科考發現，又爆發于對古都、墓穴與文物財寶的意外發現。在利益面前，科學考察的初衷不僅被忘得一干二凈，甚至成為了他們申請入境盜竊的幌子。
不過第一個意外發現西域財寶的倒不是俄國的科茲洛夫。早在1901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就在他的第一次中亞探險中發現了漢代西域的精絕國古城遺址尼雅遺跡。作為首位發現者，斯坦因前后四次來此勘測發掘文物，帶走了多達十二大箱美術品和古文書資料。
而緊隨他其后，美國的亨廷頓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人也先后聞訊而至，發掘劫掠周邊的古文明珍寶。
斯坦因
斯坦因最為人熟知的，是他在1906—1916十年間對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收購并運送出境。這些數量驚人的佛經、精美的繪畫、刺繡及雕塑轟動了整個歐洲，因此公布敦煌文獻也成為了他一生中影響最大的一件事。
另一個探險的同時劫掠了大量中國文物的“巨頭”，是瑞典人斯文·安德斯·赫定。1893—1908十五年間，他三次進入中亞探險，以3552張手繪地圖的記錄為中亞的精準地圖繪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與此同時，他在1900年的探險途中首次發現位于羅布荒原中被流沙掩埋的樓蘭古城。
在隨后的發掘中，這里出土有制作于公元1-2世紀的漢錦，也有晉代的手抄本《戰國策》，幾乎是隨便拎起一件東西，就是無價的歷史珍寶。 然而整個20世紀初發掘出來的大量較為完整的文物，都被赫定、斯坦因等“考察團”帶走了。光是赫定及同為瑞典考古探險家的安特生二人從中國帶回去的文物，就讓瑞典需要建起一座瑞典東方博物館來安置，其數量之驚人可見一斑。
瑞典王子夫婦及其東方博物館中的兵馬俑展
除了西夏故都，樓蘭古城，敦煌莫高窟，還有很多很多不甚知名的古城遺跡在那個我們的國力無暇顧及保護文物的年代被劫掠一空。 德國人勒柯克與格倫威德爾率領“皇家考察隊”在新疆挖掘了高昌古城、圖木舒克遺址、克孜爾千佛洞等歷史遺址，帶走了大量梵文、回鶻、蒙古、古突厥、藏語文的寫本，還有大量的宗教文物、壁畫、泥塑等等。
光是他們有記錄的1905年第三次吐魯番考察活動，就將足足128大箱文物帶回了德國。 巴黎圖書館中的中國藏經遺書珍寶收藏來源于伯希和1907年對敦煌石窟的掠奪；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12件他們引以為傲的壁畫收藏，來源于1923年華爾納在敦煌千佛洞的竊取。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的中國古代藝術品
到了后來，這些所謂考古、地理考察團連表面功夫的偽裝也不做了。一進入中國也不觀光也不探索，都是直奔盜洞搶買“拉貨”，生怕自己慢了一步就搶不到好東西了。斯坦因所謂的“第三次中亞探險”，其實就是重返尼雅、樓蘭、敦煌、黑水城這些已發現的遺址，再挑挑揀揀發掘看看還有什么遺漏的精品文物，又滿載四千件佛經、文書及雕塑回國。
1930年，68歲的斯坦因率隊進行“第四次中亞探險”，不過這次由于中方出臺的文物保護法令及民間強烈反對這些考察團進來盜運文物的態度，此次“探險”無功而返。1943年，81歲的斯坦因由著涼發展至支氣管炎，最后因中風死在了阿富汗的探險考古途中。
難得的“正規軍” 西北科學考察團
與之形成對比的，另一名探險者赫定看出了中國人漸漸覺醒的保護文物決心，在1927年主動“從良”與中國學者合作，成立了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更為了打消國內民眾的顧慮簽訂了“將此行所獲全部歷史文物全數由隨行中國學者帶回北京”的協議。（后來還是死性不改帶走了一些，現留存在斯特哥爾摩的東亞博物館）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赫定晚年與我們的合作確實是一次科學考察上的勝利。科考團發現了一個大鐵礦，成為后來我國大型鋼鐵企業“包鋼”的基礎；又發現了一批恐龍化石，有力推進了中國古生物考古學的發展；最大的收獲是在甘肅發現一萬多枚居延漢簡，這是極珍貴的研究史料。
外國科考隊的中國西域探險過程，是一部從探索發現到劫掠盜竊，最終在監督之下又回到合作科考的歷史。
考古學家也可以成為掠奪者。在利益面前，永遠不要試探人性的貪婪底線。
施楊.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西域探險. 貴州師范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03.5李建.我國近代文物保護法制化進程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6溫麗曉.論安特生在近代中瑞考古交流中的作用.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