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產生時間和創始人、是誰創立的？創立在什么時間？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也不陌生，很多西方的節日，比如圣誕節、情人節等，咱們中國人也開始過了，那么大家知道是什么時候傳入中國的嗎？今天讓我就幫助大家了解一下。

傳入中國，總體來說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五個，下面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給大家說明。

貞觀九年大家知道吧，就是唐太宗時期，歷史上還有學過“貞觀之治”說的就是這個。

當時西方有個教派聶斯托立派，創始人--聶斯托利。他是一個生活在公元5世紀的亞洲神父。聶斯托利和當時很多東方教派所在地區民眾或教士一樣，不能理解深奧的希臘哲學思想。他反對亞流派在基督論上的見解，但是他自己卻又另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的神性與人性分開。于是在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全教會會議上，他的主張被認定為異端。

最后的結果就是整個分支被宗教大會判定為異端。聶斯托利本人遭到了驅逐，教派也將被下令取締。教徒們必須改變門派，否則也按照異端處理。

于是這個小派系就在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內的兩河流域扎根，并將總部設在了巴比倫尼亞地區。他們的傳教士開始不斷向東，順著陸上與海上的絲綢之路傳教。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貞觀九年，當時有個傳教士叫阿羅本，在唐朝受到了宰相房玄齡的迎接，并且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見。自此，聶斯托立派在中國扎下根開始傳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宗教及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準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后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貴族之間的發展極快。高宗時，賜號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并下詔于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大秦寺

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羅人伊斯出資于長安義寧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存西安市碑林），內有“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數語，可能是取光明輝煌的含義。敦煌遺書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也是景教在中國流傳的寶貴資料。

大秦景教碑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馳名中外的楷書碑石，保存完好，字跡清晰，書法秀麗，史料價值極高，是研究景教歷史及其在中國唐代傳播的情況以及中國古代與敘利亞、伊朗等地文化交流、友好往來的重要實物資料，也是世界考古發現史上最負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2002年1月被國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根據景教碑，景教一名的來源，實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

公元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國內滅佛浪潮爆發，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雖然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其他不屬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也是在這個時期遭受池魚之殃，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發難后，越來越衰退，不過并未滅絕，在一些偏遠地區仍然留有種子。

元朝時期，中國版圖再度擴大，歐洲西亞大片地區納入元朝的疆土，在西北邊地，由于信奉聶思脫里教的諸強部相繼為成吉思汗并滅，其部民隨蒙古軍散居全國各地，它又重新傳入內地，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信奉者主要是突厥及少數蒙古族人，據載元初僅大都地區就有教徒三萬多人，但也里可溫教在漢族人中卻不盛行。

景教金十字架

元朝的基督徒（景教與等）稱為“也里可溫”（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據馬可波羅報告，元代中國北京、山西大同、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新疆喀什噶爾、莎車、伊犁，江蘇揚州、鎮江，浙江杭州、溫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間，馬·薛里吉思任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在鎮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鐵甕門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豎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門外黃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縣開沙打雷忽木剌四瀆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薦橋門建樣宜忽大剌大普興寺。其中鎮江大興國寺系舍宅興建，金山十字寺為占用原有佛寺，根據后來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師掃馬（曾奉命出使至歐洲）和出生于大都的維吾爾裔大公牧首馬·雅八阿羅訶三世（擔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動亂中被殺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毀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和聶思脫里派。隨著元朝的滅亡，也里可溫教也歸于滅絕。

基督宗教第三次傳入中國是在明朝時期，不過這次傳教卻是戰爭后的附屬產品。

在萬歷三年(1575年)，奧斯定會西班牙修道士馬丁·德·拉達(Martín de Rada，1533年6月30日－1578年6月)在中國廈門登陸。

這次傳教始于西班牙人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51年從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國廣東上川島，但他因明朝海禁而無法入內地傳教，不久即病死島上。此后葡萄牙會士公匝勒等人在澳門建堂傳教，從而有了一塊立足之地。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等人雖最早入內地傳教，但未獲成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初，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當地蓋起教堂，想將澳門變成他們永久的定居點。也就在這一年，廷向澳門派出了主教，成立教會并招納沿海百姓入教，并在那一年公開舉辦了一次有中國人參加的“基督彌撒”活動，即圣誕節。

萬歷六年（1578年），駐澳門的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神父認識到在文化發達的中國傳教需要改變策略，于是他從印度調來了幾位年輕的傳教士，讓他們學習中國語言，并希望他們今后傳教時得到中國官員的支持。這里面就有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巴范濟（Francois Pasio）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1583年，意大利會士利瑪竇作為羅明堅的助手到肇慶傳教建堂，此為近代在中國內地傳教的真正開端。

尊重中國文化的利瑪竇一直采用儒生裝扮，這讓他所行之處都會獲得當地儒士的尊敬。

利瑪竇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他游歷到了南京，結交了李煜、葉向高、徐光啟等名士，明代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為明代中國會的柱石。在他們的推動下，利瑪竇在南京建成了堂，成為歷史上東方最重要的傳教中心。

萬歷二十九年，利瑪竇抵達北京，受到神宗朱翊鈞的接見。進呈自鳴鐘、圣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16件物品，新奇的西方文化深深吸引了萬歷皇帝，下詔允許他居住在北京城。

此后，西方會傳教士紛紛來華，如湯若望、艾儒略、南懷仁、衛匡國等人按利瑪竇的方式以其西學知識來助其學術傳教，掀起了西學東漸的高潮。

據載，萬歷四十年，南京會“基督彌撒”組織教徒向路人發放禮物，引來千余人圍觀。甚至明末清初政權更替的浪潮中，勢力在國內的各個教派及時劃清了與支持南明派別的界限，沒遇到太大的打擊，到康熙年間已經發展到三、四百萬人。

利瑪竇

不過好景不長，崇禎三年開始，西班牙人也想進入中國，他們在歐洲對葡萄牙會允許會員祭孔拜祖的行為大加討伐，并不斷唆使教皇收回會傳教權。

1720年，昏了頭的教皇派使者覲見康熙皇帝，說明天下國王都要受教皇冊封……康熙帝隨即降旨，不許西洋人在華傳教。作為“報復”，1773年教皇也下令取締中華會，利瑪竇等人的努力從此化為烏有。

明清時期會為封建中國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知識和文化，得到了部分上層人士的認可，始終保持10~20萬人左右的信眾。

基督宗教第四次來華傳教是在戰爭時期，傳教士們已經認識到僅僅依附于中國政權是不可能取得傳教的成功的，要依附于更加強有力的外來勢力才行。

1840年代戰爭后，中國被炮火打開國門，清政府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傳教活動亦被列入條約，傳教士以此為護身符進入內地傳教，也隨之進入中國。

戰爭

在這一時期，各修會如會、奧斯丁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遣使會、圣母圣心會、圣言會等會的傳教士相繼來華，各傳教差會如倫敦會、公理會、圣公會、浸禮會、長老會、歸正會、美以美會、監理會、循道會、貴格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亦先后來華傳教，在中國各地建堂創會。到 19世紀 末,其來華傳教士已達 1500多人,發展信徒達 8萬多人。

1882年坡里教堂

據不完全統計,到了抗戰前夕,經過傳教十一百多年的苦心經營 , 基督宗教教徒發展到了 370多萬人。

伴隨著中西政治、經濟上的沖突，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亦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傳教士在華辦報、辦學和辦醫等出版、慈善事業對中國近代教育、衛生、社會福利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曾產生過一定影響。

20世紀初中國“五四”運動和“非運動”以來，不少中國基督徒投身于反帝愛國運動和教會“本色化”、“中國化”運動之中，開始了中國教會的現代發展。

1949年之后，中國基督宗教更是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全新之路。中國的宗教事業由中國各宗教團體、教職人員和信教群眾來辦，中國的宗教事務和宗教團體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中國政府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中國各宗教獨立自主自辦的事業。

平安夜教堂活動

中國各宗教團體自主地辦理教務，并根據需要開辦宗教院校，印刷發行宗教經典，出版宗教刊物，興辦社會公益服務事業。中國與世界許多國家一樣，實行宗教與教育分離的原則，在國民教育中，不對學生進行宗教教育。部分高等院校及研究機構開展宗教學的教學和研究。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各宗教文化已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中國的宗教徒有愛國愛教的傳統。中國政府支持和鼓勵宗教界團結信教群眾積極參加國家的建設。

在中國，各種宗教地位平等，和諧共處，信教的與不信教的公民之間也彼此尊重，團結和睦。這既是由于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兼容、寬容等精神的影響，更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合國情的政教關系。

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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