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加蒙博物館必須看的(柏林佩加蒙博物館)

文|史說百家

編輯|史說百家

羅塞塔石碑發現的時候,瑞典外交官和學者約翰·大衛正在一個鮮為人知的腳本的一些例子最近被發現在埃及,這被稱為通俗。他稱它為“草書科普特語”，因為他確信它是用來記錄某種形式的科普特語，盡管它與后來的科普特文字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1811年，在與一位中國學生討論有關漢字的問題后，西爾維斯特·德·薩西考慮了喬治·Zo?ga在1797年提出的一個建議，即埃及象形文字銘文中的外國名字可能是按發音書寫的。

1814年，當倫敦皇家學會的外交秘書托馬斯·楊就這塊石頭給他寫信時，西爾威斯特·德·薩西在回信中建議，在試圖閱讀象形文字時，楊可以尋找應該包含希臘名字的銘文，并試圖識別其中的音標。

在象形文字中，他發現了“p tol me s”，用來書寫希臘名字“Ptolemaios”。他還注意到這些文字與通俗文字中的相同文字相似，并繼續注意到石頭上的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之間有多達80處相似之處，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為之前人們認為這兩種文字完全不同。

楊的新見解在他1819年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的長文《埃及》中十分突出。然而，他無法取得進一步的進展。

1814年，楊與格勒諾布爾學院的教師Jean-Fran?ois商博良首次就這塊石頭交換了信件，商博良曾寫過一本關于古埃及的學術著作。

1822年，商博里昂看到了菲萊方尖碑上簡短的象形文字和希臘語銘文的副本，威廉·約翰·班克斯在上面試探性地用兩種語言標出了“托勒梅奧斯”和“克萊奧帕特拉”的名字。由此，商博良確定了音標k l e o p at ra。

在此基礎上以及羅塞塔石碑上的外國名字，他很快構建了一個語音象形文字的字母表，于9月14日完成了他的工作，并于9月27日在給Académie皇家碑文和美麗文字的演講中公開宣布了這一成果。

同一天，他給Académie的秘書本-約瑟夫·達切爾寫了著名的“信à M.達切爾”，詳述了他的發現。1823年，商博良在阿布辛貝勒的碑文中發現了拉美西斯和圖特摩斯法老的名字，這一假設得到了證實。

這些古老得多的象形文字被班克斯抄錄下來，由讓-尼古拉斯·于約送到商博良。從這一點開始，羅塞塔石碑的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產生了分歧，因為商博良借鑒了許多其他文本，編寫了一本古埃及語法和一本象形文字詞典，并在他1832年去世后出版。

現在對石碑的研究集中在通過比較三個版本來更全面地理解文本及其上下文。1824年，古典學者安托萬-讓·勒特隆答應為商博良準備一份新的希臘文本直譯本。

弗朗索瓦商博良以前的學生和助手薩爾沃里尼于1838年去世，在他的論文中發現了這份分析報告和其他丟失的草稿。

勒特隆終于完成了對希臘文本的注釋和1841年出版的法語譯本。在19世紀50年代早期，德國埃及古物學家海因里希·布魯奇和馬克斯·烏勒曼根據通俗文字和象形文字的文本修訂了拉丁文譯本。1858年，賓夕法尼亞大學菲羅馬錫學會的三位成員完成了第一部英譯本。

這三篇文本中是否有一篇是標準版本，而其他兩篇文本最初是根據標準版本翻譯的，這是一個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

1841年，勒特隆試圖證明希臘版本的《圣經》是馬其頓托勒密統治下的埃及政府的產物。這三個版本無法逐字匹配的事實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解密比最初預期的要困難，特別是對那些原本期待埃及象形文字的精確雙語密鑰的學者來說。

2003年7月，時任埃及文物最高委員會秘書長扎希·哈瓦斯呼吁將羅塞塔石碑歸還埃及。這些呼吁在埃及和國際媒體上表達，要求將石碑送回埃及，并評論說它是“我們埃及身份的象征”。

兩年后，他在巴黎重申了這個提議，將這塊石頭列為屬于埃及文化遺產的幾件關鍵文物之一，其他文物還包括:柏林埃及博物館的標志性娜芙提蒂半身像;

德國希爾德斯海姆羅默-德-佩利澤烏斯博物館的大金字塔建筑師西米奴雕像;巴黎盧浮宮的丹德拉宮;以及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安哈夫半身像。2022年8月，扎西·哈瓦斯重申了他之前的要求。

國家博物館通常對羅塞塔石碑等具有國際文化意義的文物的遣返表示強烈反對。2002年，希臘一再要求歸還帕臺農神廟的埃爾金大理石雕像。

世界各地的其他博物館也提出了類似要求，30多家世界主要博物館——包括大英博物館、盧浮宮、柏林佩加蒙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早期獲得的物品必須根據反映早期時代的不同敏感性和價值來看待……博物館不僅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服務，而且為每個國家的人民服務。”

各種古代雙語甚至三語碑文文獻有時被描述為“羅塞塔石碑”，因為它們允許破譯古代書寫的文字。例如，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阿加索克利斯的希臘-布拉米雙語硬幣被描述為“小羅塞塔石碑”。

這讓克里斯蒂安·拉森在破譯布拉米文字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從而解鎖了古印度銘文。Behistun銘文也被比作羅塞塔石碑，因為它連接了三種古老中東語言的翻譯:古波斯語、埃蘭語和巴比倫語。

從那時起，這個詞就被廣泛應用于其他語境中。例如，諾貝爾獎得主Theodor W. H?nsch在1979年《科學美國人》一篇關于光譜學的文章中寫道:“氫原子的光譜已被證明是現代物理學的羅塞塔石碑:一旦這種線的模式被破譯，許多其他的東西也可以被理解”。

充分理解人類白細胞抗原的關鍵基因集被稱為“免疫學的羅塞塔石碑”。開花植物擬南芥被稱為“開花時間的羅塞塔石碑”。

與超新星一起發現的伽馬射線暴被稱為理解GRB起源的羅塞塔石碑。多普勒超聲心動圖技術被臨床醫生稱為羅塞塔石碑，他們試圖了解在各種形式的舒張功能障礙期間，人類心臟左心室可以被填滿的復雜過程。

最全面的是，羅塞塔項目將語言專家和母語人士聚集在一起，以實體和數字形式對1500種語言進行有意義的調查和近乎永久的檔案，目的是讓這些語言從公元2000年到公元12000年一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