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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近代史上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近代佛教是否只存在著唯一一條由凋敝到復興的敘事線索？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日主辦的“太虛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近代佛教史上最為著名的高僧——太虛大師（1890-1947）為焦點，發掘人物背后的豐富歷史維度，為我們展現了突破現有研究框架，建立新的學術增長點的可能性。

與會專家合影。攝影：倪天勇。

太虛大師不僅僅是佛教界的一代宗師，還廣泛活躍于民國歷史舞臺，在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等領域都留下了身影。太虛大師的弟子印順法師（1906-2005）曾經主持編修了《太虛大師全書》，為海內外佛教界和學術界所重視。然而，《全書》誕生于兵荒馬亂的年代，囿于條件所限，并沒有也不可能搜羅全部資料，遺珍不在少數。且《全書》長期限于教界內部和少數專業學者使用，在體例等方面并不適合現代讀者閱讀。為此，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與太虛大師創辦的閩南佛學院合作，開展了《全書》的增補乃至編修新版《太虛大師全集》（暫擬名）的項目。項目實施以來，已經在資料發掘與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進展。本次會議實際上是項目階段性成果的報告與交流，主要展示了項目組在文獻校勘與史料發掘兩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海內外二十余位《全集》的編委會成員以及少數特邀專家出席了會議。

在文獻校勘方面，據項目組負責人、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頌教授介紹：項目組已經初步完成了對印順主編《全書》的校勘工作。《全書》多達六百余萬字，項目組成員不辭辛勞，已經檢索、搜集出了占總量百分之七十的原始資料。這對還原大師的文字和思想，勘定訛誤、拾遺補缺具有重要意義。為了使新的《全集》更加適合當代的普通讀者閱讀，項目組還遵照現代出版規范，對全部文字進行校勘和標點，并予以適當注釋，盡可能地排除閱讀障礙。目前相應工作仍在緊張地進行中。

至于史料發掘整理方面，項目組延聘海內外專家，搜集整理了不少未見于《全書》的重要資料，以彌補《全書》內容之不足。就學術角度而言，項目組的最終目標并非止步于《全集》的編纂，而是希望通過太虛全面推進近代佛教領域的研究。因此，專家們的搜集范圍并不局限于太虛大師本人的著作，但凡與太虛有關的線索和資料，全部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本次研討會雖然僅僅展示了部分成果，但足以令人興奮不已，在此略舉一二。

日本外務省藏太虛相關檔案。資料采集人：何燕生。

日本郡山女子大學的何燕生教授利用日本外務省等機構的歷史檔案，首次發現了大量保存于日本檔案中的珍貴一手資料。據何教授介紹，僅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涉及太虛的資料就多達50余份，一千多頁，時間跨度為1920年至1940年，而這正是太虛大師弘法事業的巔峰期。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太虛與日本的復雜關系。太虛大師作為一位佛教徒，希望通過與日本佛教界乃至世界佛教界的聯合，弘揚傳播佛法，促進世界和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不得不借助日本方面的力量。然而，事與愿違的是，這一合作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暗中干預甚至操縱。伴隨著中日關系的惡化，雙方的合作關系不得不最終破裂。通過何教授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太虛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國佛教界對日本從懷抱期望、心生失望直到出離憤怒的過程。

何燕生教授展示珍貴資料。攝影：倪天勇。

何教授還走訪了與太虛關系密切的日本大谷大學教授稻葉圓成的后人，獲得了其私人珍藏的大量寶貴資料，包括太虛大師的親筆信等手跡。同樣在日本民間搜集到珍貴資料的還有日本愛知大學研究員坂井田夕起子女士。她常年在日本愛知縣的一所寺院從事調研，系統梳理了與近代佛教關系密切的藤井草宣所藏文獻資料，發現了大量未見于《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等已刊文獻中的寶貴資料。這些資料對于研究太虛以及近代中日佛教關系都有重要價值。

德國柏林聯邦檔案館（Bundesarchiv Berlin）藏太虛相關檔案。資料采集人：李雪濤。

另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雪濤教授對太虛大師致的一封書信的系統研究。由于此書信和相關記載不見于任何文獻，事件幾乎徹底被歷史遺忘，直到近年才被幾位海內外學者發掘出蛛絲馬跡。但由于話題的敏感性和資料的隱秘性，并未獲得充分研究。李教授通過調查，搜集到了保存于柏林德國聯邦檔案館的8份原始資料，其中就包括這封信的原件。通過研究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得以彰顯。眾所周知，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國民政府曾經獲得了德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隨著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德國不得不在中日之間進行抉擇。在此形勢下，國民政府希望通過各種渠道，繼續爭取德國的支持。為此，太虛致謝，表面上呼吁支持佛教，實際上希望借此贏得德國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好感。此信通過外交渠道轉到辦公室，但是，因形勢急劇變化，德國已經決定在戰略上聯合日本，故而并沒有復信。通過對資料的深入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太虛此舉得到了國民政府相關部門的授意，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太虛在中德關系上扮演了民間外交使者的角色。

此外，新加坡佛學院的紀赟副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雪松副教授都運用佛教系統之外的一般報刊文獻，成功地揭示了歷史的另一側面。例如，此前學術界對太虛大師三次新加坡之行有所關注，但其研究往往以太虛個人為單一視角，敘事也僅僅依賴教內文獻，專注于弘法、籌款等小范圍的事件。而紀赟教授則通過對民國時代的新加坡地方報紙、刊物的系統梳理，整理出了數萬字的一手資料。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他采用多線索并進的考察和敘述方式，分析了太虛訪新前后錯綜復雜的人物、事件關系，說明了佛教派系、華人海外社團、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多重關系。張雪松教授則利用《申報》等教外報刊和民國檔案，探討了太虛大師的重要在家弟子和主要資助者玉慧觀的復雜身份，從而揭示了事件背后暗藏的中日角力。華南師范大學的賴岳山、南京大學的邵佳德等學者也分別以實際案例介紹了南京第二檔案館、臺灣地區“國史館”等地保存的民國時期中央和地方檔案對太虛以及近代佛教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與會者合影。攝影：倪天勇。

綜上所述，既往的近代佛教研究在材料運用方面大都局限于教內資料，如僧人撰述、佛教期刊、寺院內部文獻等等，很少使用教外的公共文獻，如一般報刊、政府檔案、教外文集等等，更沒有注意到利用國外的檔案資料。因此，本次研討會展示的成果，在方法論上具有突破意義。一些重要的新資料的發現，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太虛及其背后的近代史的理解，甚至有可能改變我們的一些“常識性”看法。此外，近代佛教研究之所以長期躑躅不前，除了為資料所困以外，在研究立場上也存在著兩難。由于近代佛教直接牽涉到現當代佛教，一些教界人士對純粹的學術研究抱有疑慮，而一些學者或認為近代佛教研究缺少拓展空間，或投鼠忌器，回避敏感問題。如何擺正學術與宗教的關系，一直困擾著相關領域的學者。故而華語世界的相關研究總有似曾相識、不痛不癢之感，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反而都是由非華人學者完成的。其實，真理愈辯愈明，全方位的、立體的、客觀的研究，不但不會削弱宗教人物的神圣性，反而會使他們的形象更豐滿、更偉大。而且也只有通過客觀如實的研究，才能有效地總結經驗與教訓，更好地指導現實。至于開篇我們所提出的佛教在近代史上的定位問題，也只有通過不斷深入的研究才能獲得解答。因此，本次研討會所提出的新材料、新視角、新結論，在太虛乃至近代佛教研究領域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必將引起學界和教界的關注，進一步推動相關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