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光醫院后來叫什么醫院,紅光醫院上班時間

上海西藏路“大世界”斜對面的紅光醫院（今已拆除），原先叫上海時疫醫院。它的歷史可追溯到1907年一場中西人士聯手抗擊白喉疫情的戰斗……

創辦時疫醫院

20世紀初，傳染病稱為“時疫”。那時上海幾乎每年都有時疫流行。1907年夏，上海流行“爛喉痧”（即白喉），來勢很兇，感染者成百上千，死亡病例不斷上升。連郵傳部高等學堂（今交通大學）也出現疫情，一人死亡，數人病危，學生紛紛離校避疫，一些外籍教師準備打道回國。社會上一片恐慌。

工部局深感疫情嚴重，趕緊在靶子路（今武進路）設立了一所醫院，收治白喉病人，請來中國紅十字會總醫生、愛爾蘭的柯師太福主持醫務。經他救治的143名患者，有101人治愈出院，僅42名不治而亡，大多是求治太遲、病情被耽誤所致。柯師太福主要用鹽水注射法治療白喉病人。這種療法今天已是極普通的治療手段，然而在100年前，醫生為病人注鹽水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因為注射時偶有不慎，空氣注入血管，病人立即就會死亡。1881年至1907年間，上海公濟醫院用此法施救408人，治愈者僅185人。柯師太福深知此法利弊，經過他多年摸索，改良注射器，這次搶救白喉患者，幾乎百無一失，柯師太福自此名聲大著。

柯師太福

白喉肆虐，疫情緊急。工部局所設醫院在市區北隅，交通不便，再說偌大的上海僅此一所醫院也遠遠不夠。許多病人經不起長時間輾轉奔波，耽誤了治療而死亡。租界當局對各界要求就近建立更多施救場所的呼吁置若罔聞。這下激怒了兩位中國士紳。一位叫沈敦和（仲禮），浙江鄞縣人，1893年以江南水師學堂提調身份來滬，1905年任滬寧鐵路總辦，1906年參與創辦“天足會”，時任總商會議董和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另一位叫朱佩珍（葆三），浙江定海人，著名實業家，在保險、銀行、面粉、航運、水電等行業中擁有很多企業，威望頗高。他們又都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不忍看到更多的中國人在嚴重的疫情中倒下，相約聯絡各方，立即籌資創建“施救急痧醫院”。“外國人不干，我們來干！”1908年初，一所中國人創辦的專治白喉的醫院在緊急疫情中誕生了。朱葆三出資最多。

這家醫院最初設立在法租界四明公所后面寧波路（今淮海東路）43號的石庫門房屋里，隸屬中國紅十字會，次年遷至原天津路316號。沈、朱力邀柯師太福主持診務。建院之初，經費短絀，柯師太福和幾位中國醫生不僅不取分文報酬，而且還經常慷慨解囊，捐款助診。1913年，改稱時疫醫院，柯師太福正式就任醫務主任。他經手添置的醫療機器達20余架，病房可容納數百人。

衛生防疫編入教科書

1907年白喉逞兇時，一個叫“中國國民衛生會”的組織，創辦了一份《衛生世界》雜志，宣傳日常衛生和疾病防治常識。1909年7月，上海醫學研究會聯合勸學所，在新北門沉香閣設立地方自治衛生宣講所，定每周一、四、日為宣講日，向市民講解醫學衛生知識，聽眾踴躍。上海時疫醫院的醫生也常常出現在宣講臺上。因為他們深深感到，市民的健康衛生才是防疫治疫的根本。

柯師太福醫生更成了大忙人。他在主持時疫醫院的同時，還兼任紅十字會總醫院（今華山醫院前身）的醫務主任。1910年，總醫院在其旁設立醫學堂，他又兼任內科教員，直接培養醫療和防疫的專門人材。這是上海較早的醫學堂之一，第一批學生20人，學期五年。

在時疫醫院等醫學衛生機構的大力倡導下，出版界也行動起來了。且不說醫學專科圖書的出版，就連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也增加了普及健康衛生知識的內容，語文課本編入了《鼠疫》的課文，1911年初該館創刊的《少年雜志》，還連續刊登《鼠疫預防法》《蠅談》和《衛生要話》等疫病防治的專文，上海市民對傳染病的防治觀念大大增強。

“治霍”促使醫院擴建

1919年夏天的霍亂大流行，卻把上海鬧得天翻地覆。事后統計，有32名外國人、648名中國人死于此疫，傳染者不計其數。

突然暴發的嚴重疫情，使時疫醫院忙得不可開交。柯師太福醫生的鹽水注射法已聞名遐邇，因此求治者絡繹不絕，一批接著一批。醫院地方不大，只能與位于華界的中國公立醫院聯手合作，并借用別處設立收治點，架起一排排臨時病床。柯師太福和同事們日以繼夜地工作，從一處趕到另一處，不停奔波著，就像打仗一樣。霍亂本是個上吐下瀉的急性腸道傳染病，時值盛夏，場地內外穢物惡臭熏天。醫生們毫不在意，穿巡在病床之間。尤其是柯師太福，身為總負責人，卻常常親自動手，檢查病人。

4個月后，時疫醫院靠全體醫務人員的努力，治愈霍亂病人達7500余人，打勝了這一場“治霍”硬仗，而時疫醫院董事會感到擴建新院刻不容緩。沈敦和、朱葆三發起募款活動，以解決經費問題。經過中外熱心公益人士的共同努力，在上海“大世界”對面矗立起時疫醫院新院舍。1924年7月15日舉行新院開業典禮。

社會各方力量維持時疫醫院

1926年夏，上海又流行時疫。此時沈敦和已去世，柯師太福也于上一年病逝于滬，朱葆三作為創辦該院的元老擔起全責。眼見時疫醫院幾處收治點都人滿為患，而經費短絀，他冒暑趕到醫院察看，到處勸募捐款。勞累過度，從中暑開始，病情日益加重，到秋天去世，終年79歲。法租界公董局還破例在上海租界上命名一條馬路叫“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以紀念他對社會公益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1928年張元濟向時疫醫院捐款的收據

此后，時疫醫院董事會聘定“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等任院長，繼續挑起上海傳染病防治的重擔。劉鴻生抗戰勝利后還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張元濟從1920年起擔任時疫醫院董事會董事，張元濟哲嗣張樹年先生至今保存的一封1931年中國紅十字會理事王元培致張元濟的信，信中稱時疫醫院天津路舊院舍即將拆遷，移至靜安寺路（今南京兩路）附近，裝修搬動需費較大，要求另行募款。由此可知，時疫醫院始終都是靠社會力量維持其運轉的。

來源：各界雜志2020年第6期

作者：柳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