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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者，毛澤東》一文，筆者探討了毛澤東對人民軍隊思想文化的培育與實踐，建成了一支戰無不勝的有文化的人民軍隊。但革命的終極目的為了建設繁榮富強、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靠90%以上的文盲是不行的，所以，毛澤東在打造“有文化”的軍隊的同時，也在探索著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大眾教育的問題。
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大眾教育思想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1910年，17歲的毛澤東踏上了求學的道路。青年毛澤東受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影響，曾傾向于教育救國，還做過短暫的小學教師。但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和引導下，毛澤東感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教育救國行不通，決心獻身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他發起建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21年7月，他出席了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之后，毛澤東以更高的革命熱情投入到黨的建設工作中去。1923年6月，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員和員更少，但農民漫山遍野都是。因此黨應該發動農民，以取得革命成功。為此，毛澤東開始嘗試在農村發動農民革命。
毛澤東從自身的成長感悟到，傳授革命理論必須以文化知識為前提，“教師”也是最好掩護身份。1923年冬，毛澤東派遣黨員創辦了農村補習教育社，編寫農村教育計劃。1924年9月，毛澤東為首的湘區委員會決定在湘江學校開辦農村師范部，為農民運動培訓領導人才。他依靠當地的進步知識分子，在韶山開辦了18所農民夜校，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和文化知識的傳授，組織、開展農民運動。1926年3月，毛澤東舉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干部，探索農村教育的實踐。這些活動，為毛澤東大眾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為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經驗，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2月16日，寫信給中央，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不僅考察了農民的革命運動，還關注了在運動中的農民的教育活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首先論證了中國農民沒有文化的原因：“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接著描述了農民運動帶來的新氣象：“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毛澤東欣喜地看到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并熱切地展望到“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涌出來……”
有了農民運動的經驗和收獲，在大革命受到重創后，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直奔統治的薄弱環節，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在井岡山和瑞金時期，不僅在軍隊內辦大學，提高軍隊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在農村辦農校，進行文化扶貧。1929年10月，毛澤東轉移到上杭縣時，為一個世代文盲的鄉村辦過一個“平民小學”。他親自編寫課本，當了整整一個月的“教書先生”。1931年9月，毛澤東與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的徐特立談到，黨和紅軍要關心群眾生活及其文化教育。為著革命的需要，必須發展教育事業，開展掃除文盲的運動。他還請徐特立起草了根據地教育方案。
這些孩子們在新中國成立后可還記得他們曾經的老師嗎？
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大眾教育方針
1934年1月在瑞金,毛澤東提出了“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要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明確提出了“開展蘇維埃領土上的文化革命”，使工農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優先權”的思想，強調要“用一切方法來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
千百年來，教育是統治階級的特權，對勞苦大眾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孔子的“有教無類”不能認為是平民教育思想。試問勞苦大眾有幾個能拿得起十條“束脩”，“有教無類”大概指呆傻、頑劣也可以來當學生，只要“束脩”拿得起。孔子不是罵過一個上課時睡大覺的學生“朽木不可雕也”嗎？所以，只有毛澤東才真正提出了大眾教育，“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這才是大國領袖的襟懷！
1940年 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方針。
毛澤東還強調了“大眾”就是農民，“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真，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特點之一正確地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倚重農民，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而且農民占總人口的80%以上，“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非常準確。
1945年 4月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再次提出：“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身居窯洞、胸懷天下的領袖正在描繪著新中國的藍圖。
這時毛澤東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充滿了信心，以其戰略家的眼光對“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已經有了新設想，其中應包括新中國建設初期的全國范圍內的“掃盲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脫盲1億人；適齡兒童全部免費入學，消除未來的文盲；進行漢字改革，簡化漢字筆畫；推廣漢語拼音方案，加快學習速度等。毛澤東時代真正實現了“大眾教育”，助推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各條戰線的欣欣向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