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教育、萬國教育國際漢語教師招聘
近世以前，日本主要受華夷式和佛教“五天竺說”世界觀影響，對海外的認識還夾雜著《山海經》描繪的神話傳說。而隨著傳教士的活動和通商往來增加，近世的《華夷通商考》《增補華夷通商考》《和漢三才圖會》雖已梳理了與之通商和往來地區的地理、物產、人群生活方式、沿革等，但仍有穿胸國、狗國、小人國、君子國、女人國、無腸國之類的怪誕記載。直至蘭學興起，日本對世界的認識才逐漸擺脫閉塞狀態并逐漸與西洋接軌，到幕末時期已有形形翻譯介紹海外史地知識的書籍。
由于海外史地書籍主要來自西洋，一般都將這類著作稱為“泰西史”，新井白石的《采覽異言》《西洋紀聞》，山村才助的《訂正采覽異言》《西洋雜記》等史著業已對海外史地知識進行了介紹，已成為“日本的西洋史學之嚆矢”。在《西洋雜記》中已經有關于“世界開辟之說、洪水及圣人諾亞之說、巴比倫空中花園、西洋古今四大君之說、巴比倫及波斯二大君之說、希臘大君說、羅馬國大君之說、西洋中興革命、諸國年號”等內容，受到其影響，幕末出現了佐藤信淵的《西洋列國史略》、齋藤竹堂的《蕃史》、大槻西盤的《遠西紀略》等。而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由“黑船來航”驅使日本被迫開國、“攘夷”的急務催生出來的箕作阮甫的《八紘通志》，魏源的《海國圖志 · 籌海篇》，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等關于西洋近代以來情勢的書籍，不僅促使朝野上下加強了對西方殖民情勢的了解，也為擺脫封閉鎖國狀態、效仿西洋走富國強兵道路打下了基礎。
自1870年（明治二年）西村茂樹翻譯愛丁堡大學教授泰圖爾的《普遍史》（Elements of General History）首先使用了“萬國史”一語，而后各類介紹海外的書籍皆以“萬國史”為名，明治時代遂迎來了世界史教育的“萬國史時代”。所謂“萬國史”，就是以國家為單位記述世界歷史形成發展的過程。而明治政府和文部省之所以在小學階段就引入世界史，是想通過萬國史教育讓日本人從小就從世界的角度認識日本的位置，通過對世界自古至今局勢的了解，讓學生發奮努力，最終達到保持國家獨立，并與西歐列強為伍邁入近代國家行列的目的。
“萬國史時代”實際上承接了幕末《西洋事情》《坤輿圖識》等史地著述，其工作主要是翻譯西洋教科書、介紹19世紀歐洲流行的普遍性史地知識。當時有影響力的教科書大多都照搬了19世紀歐洲的世界史記述，無論是以道德主義為中心的普遍史，還是以啟蒙主義為中心的文明史，都擺脫不了18—19世紀西方研究亞洲呈現出的“停滯—專制”意象。
喬治 · 薩爾編纂的《普世史》雖然將記述的范圍擴大到全世界，但在記述波斯歷史時，依然強調其專制王權；孔多塞認為中國“科學中的一切進步都停頓了；甚至于以前各個世紀曾經驗證過的科學知識，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而人類的精神淪于愚昧和偏見之后，就會在這廣大的帝國中注定成為一種可恥的無所行為”。赫爾德宣稱中國、印度和美洲只有停滯不變的文化。黑格爾也認為中國“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蘭克把中國在內的東方民族貶斥為“永恒靜止不變的，對探求世界歷史的內在運動的歷史學家而言，毫無意義”。而魏茨在《普遍史概觀》中，將無文字的時代歸納為史前時代，他認為史前時代即已存在的高加索人、蒙古人、馬來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南美人、澳洲原住民七大種族中，只有高加索人進入到歷史時代，帶有濃厚的雅利安至上主義傾向。
“萬國史”授課的主要對象是12歲以上的四年級學生，起初使用的教材是西村茂樹的《萬國史略》（1869）和寺內章明的《五洲記事》（1871），但由于記述西洋的內容僅限于古代和中古，不太符合明治時代學習近代西洋的急務，故文部省開始吸納學者翻譯的成果編纂教材。而在眾多萬國史著述中，1876年西村茂樹所編《萬國史略》較多涉及近代西洋情勢，因此被推廣到中小學校。
《萬國史略》按西洋世界史階段劃分法將世界歷史分為上古、中世和近世三個階段，上古部分以大洪水為開端，東方國家涉及巴比倫、埃及、波斯等，而自希臘、羅馬之后，歷史記述完全圍繞西洋史展開，雖然在中世和近世包含了世界和印度、土耳其，但篇幅極少。序言就以三權分立和自由主義為“政治正確”，直接指陳“亞細亞之諸國非君主獨裁則官吏握權，非偏私之政則任意之改，其富貴隆盛不及歐羅巴者，雖原于人種之異，亦未嘗不在由立政之不得其道也凡例亦直述其采用西書并省略了中、日的古史，“原書為蘇各蘭人弗拉撒戴多拉所著，其書辭簡意深，因而便初學者，更采用阿爾蘭人迭羅爾、米利堅人以馬維拉、荷蘭人文聶著書，以務平易，主要為西史讀者作階梯”，“此書雖題號萬國史，本邦及之史皆略”，因此它幾乎是當時西洋人普遍史的選譯本。而其開篇也因襲了普遍史以基督創世為世界開端的書寫，“西國古史曰，天地未成之前有靈妙不測之上帝，僅五日之間造天地萬物……造人以統轄海魚飛鳥昆蟲，其人名曰亞當。又造婦人，名曰夏娃，以配亞當，是為人類之始祖”。上古卷記述波斯體現了明顯的“東方專制主義”傾向，“波斯國之政體為無上之君主制，國人尊敬人主如神明，人主之意為國人之決意”。對于希波戰爭的記載，也完全站在了雅典的立場將其視為促進西方變革和波斯衰弱的轉折點：“希臘人長久抵抗波斯之兵，遂招撲滅，然此亂則成他日世界大變革之基……大流士王，雅典助以阿尼之叛民，其怒遂欲伐希臘本國……大流士遂計決擊歐羅巴，自是希臘結諸國兵連之禍數十年，卻終招致波斯之衰。”
在近世篇章中，《萬國史略》詳述了印度土兵起義，但它卻將其視為“犯上作亂”：“1857年5月，此民急起作亂，兵進德利……土民彪悍善戰，諸部亂兵遂逐英人，悉聚岡坡爾（加爾各答）以張其氣勢，亂兵在此等地捕英民，無論老幼男女盡殺之……明年三月哥林干布伯兵將來援，遂破亂兵救守兵，是亂民之起漸衰淡，至六月終歸平靜，巴力門（國會）遂根據此亂建議改革印度商社、法制，印度之地全為英國之王所有。”眾所周知，詹西女王和印度土兵起義是反抗英殖民者的民族覺醒運動，但西村所編的教科書卻顯現出“歐化”立場。全書關于中國的部分僅存在于英國殖民史章節，它描述第二次戰爭“廣東之都督捕英船之中水夫，英將以人玷辱英國旗之罪責賠償，人弗聽，英水帥之將賽模爾與法蘭西海軍共同炮擊廣東城……英法二國入之白河天津據之，北京城大震，于是人與英法二國定和議之約，遂許歐羅巴人通行全國……”，原本英法滋事進一步挑起的戰爭被其記述為由中國挑起，而中方節節敗退喪失主權也被刻意強調，意在引以為戒以突出日本全面學習西洋保持獨立的迫切性。
同一時段師范學校編《萬國史略》，相比西村茂樹的教科書專門列出了亞洲版塊，突出了亞洲在世界史教育中的重要性，在介紹時還配有繪制的插圖以便學生更加形象地理解。亞洲部分首先介紹的是“漢土”，大槻文彥在“例言”中稱自古中國與日本的交通往來最為密切，故“漢土之部，當特別詳述”。中國史部分多采自幕末天明年間（1781—1788 年）刊印的《十八史略》，記述始自三皇五帝，并沒有消除中國史前神話，強調三皇五帝時期已經擺脫蒙昧狀態，突出德治天下的合理性。“黃帝為王時，作文字設文武百官，制文字、貨幣、天文、歷算等，又養蠶傳舟楫之利，殆進開化之域……堯為天子都平陽，推至德修善政，遂舉舜讓位，舜為顓頊六世之孫，崇孝德，嘗耕歷山……舉善退惡，政事大治，終受禪……有禹者治水土，至是功成，定九州貢賦，又敷人倫五常，國內泰平至極……國人至今尊崇堯舜，稱其大圣人”，還具有道德史觀的影子。與《十八史略》不同的是，它將匈奴、拓跋、沙陀、蒙古、女真的發展歷程融入各個王朝，削弱了華夷之辯，對忽必烈、康熙和乾隆推進中國文明的全面盛世做出了肯定性描述，“世祖之時，朝鮮、滿洲、蒙古、交趾、印度及亞細亞過半皆入其版圖，實無前古之舉，后數世相繼皆賢君，國內無事而歸，崇儒學又信佛法，后又歷數世國勢尚治，多出學者”，“ 圣祖即位改元康熙，遂平臺灣而全國盡平，因制度興文學……歷世宗至高宗改元乾隆，清達太平文萃至盛”。
保留三皇五帝記載和突出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中的重大貢獻，也體現出明治初年并沒有否認中國文明曾經的輝煌，這與甲午戰爭之后的中國史書寫有著較大區別。印度部分突出蒙受外族征伐歷程，尤其強調莫臥兒時期因為各土邦分崩離析而淪為英法的殖民地，“土侯分裂，各居留者求救于英佛，相互攻伐，英佛人亦乘機假兵力奪土地，終致莫臥兒覆滅……現今國內八九歸英國管轄，英國分州縣，置副鎮臺”。在記述波斯時也突出其由古代強國轉為近代羸弱之國的歷程，“近來讓境，又屢遭魯于亞國侵擾，國疆愈縮小，現今情勢至急”。而它將阿拉伯歸入“亞細亞土耳其”部分，一方面突出中世至近世阿拔斯王朝的軍事實力，“唱號法王，擁門徒數萬，遂以兵力逼四鄰，暴勢兼并近鄰……紀元638 年之時，其版圖甚大，東至印度波斯韃靼內地，西至亞非利加，北包西班牙，以太利南部及地中海諸島皆盡歸之，權威震動世界”；另一方面又突出由于各王紛爭導致被蒙古所征服，“三子不親不睦，屢生戰斗，邦土更為分裂，土耳其、波斯、韃靼等皆叛獨立，法王權威全衰，后僅保其都城近傍之地，數世守空位，紀元1258年終為蒙古攻破巴格達府”。奧斯曼土耳其的內容則放在了歐洲部分記載，大概是因為當時并未弄清信仰教的阿拉伯和奧斯曼之間的差別。值得一提的是，教材的年代記述完全使用了公元紀年，這也是受西洋普遍史的影響。
此時的萬國史教科書還有木村一步選譯的《低洛爾萬國史》。木村一步之所以選擇泰勒的《古代與近代歷史手冊》作為中學萬國史教材，是因為其剔除了神學以上帝創世作為世界起源的內容，更多記述了社會、經濟和文化，更符合“文明開化”時代的啟蒙所需。與之前《萬國史略》強調神學和政治興亡史觀而忽略通商史相比，《低洛爾萬國史》以文明在各國的演進為主線，圍繞西洋諸國歷史展開，僅在上古史部分涉及小亞細亞和巴比倫，從山川河流、地理區域、物資產業、政治制度等領域記述東方文明。“巴比倫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多量產谷物，其收納多數的地方可較其他地區多二百至三百倍，盛產胡麻、橄欖、葡萄之類，多產棕櫚樹，多采果實制酒、砂糖、蜜糖”，這已經具有了啟蒙主義和文明史色彩。然而，泰勒以西方文明論視角對亞洲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觀，在19 世紀“西方=文明”“東方=野蠻”的普遍性偏見下，少有的亞洲記載也被打上了專制集權的印記，“以國王的命令來制定法律，雖然法律遵循舊例，但可通過國王旨意擅自廢止，國王為政教之主，人民像對神明一樣崇敬國王……教式殘忍暴戾，以人為犧牲……”。對古代亞歐大陸各文明的記載基本上遵循了上述風格。而受到16 世紀以來歐洲國際關系強調“主權國家體制”的影響，第六章以“宗教改革、歐洲諸國家體系之始”為題，并將這視為近代世界體系的出發點，更突出了民族國家和主權至上的法則。
總體來說，明治初年的萬國史吸納了19世紀普遍史的書寫方法，關于世界上古史的記載還上溯到各國遠古的神話，體現出神創世的理念。
它起初樹立起以普世主義和道德主義為衡量標準的普世史觀，還摻入了近世儒家興亡盛衰論，以各國盛衰的歷史為明治政府提供借鑒。但隨著歐洲民族國家近代化的深入及殖民主義的加劇，這種普遍史觀又蛻變為將亞洲視為停滯、將歐洲視為進步的歐洲中心論。它雖圍繞“萬國”主線書寫，網羅了當時包括殖民地在內的主要國家自古以來的歷史，但由于“歐洲中心論”總是戴著居高臨下的有色眼鏡來記述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正如如是閑稱讀這些史著時，“亞洲人都是偶像崇拜者這句話總烙印在腦中”。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成時期”，對于普遍史的接受也是選擇性的，此時“流行法國大革命的啟蒙思想及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巴克爾和基佐史學代表著新時代的史觀作為進步思想得到官僚意識形態的倡導，在‘文明開化’的唯物實利主義風潮之下，原本鎖國禁教時代萌生的史觀及由史學促動而樹立的日本早期西洋史，最終被忘卻了”。文部省有選擇地淡化了神學史觀，加入了文明論與進步論，隨著自由民權運動和“文明開化”的深入，世界史教育迅速進入到“文明型萬國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