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甸房產—林甸房產

創建林甸根據地

齊齊哈爾解放后不久，嫩江省委、省政府機關由訥河回到了齊市。省委根據形勢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決定撤銷齊齊哈爾衛戍司令部，成立城防司令部，負責城市防御和治安。

同時決定任命我為警一旅旅長兼政委，主要任務是根除齊齊哈爾以東和以南的匪患。

自日寇宣布投降，我軍進入東北至1946年春，嫩江省委、省軍區的工作主要是圍繞搶占戰略要地和擴軍進行的。

隨著齊齊哈爾市第二次解放，我黨、我軍對包括嫩江廣大地區在內的西滿、北滿地區的實際控制已成定局。清除匪患，迅速將西滿建成我軍在東北鞏固的根據地，成為我西滿分局、嫩江省委、省軍區的中心工作。

當時東北各地的土匪十分猖獗，人民群眾深受其害。名目繁多的各類土匪，或幾十人一股，或數百人一股，各據一方，為非作歹，殘害人民。西滿地區的匪患更是歷史悠久。那里靠近蒙古，蒙漢混居，加上大片神秘莫測的沼澤地和草甸子，歷史上就成了上匪的棲身之地和活動場所。土匪多是當地人，對地理環境非常熟悉，又有一部分是馬隊，消息靈通，活動靈便，因此土匪非常猖獗。我在任衛戍司令期間，雖和王明貴同志多次組織清剿，但由于其工作重心放在擴軍和奪占戰略要點上，所以匪患遠未根除。特別是大肆進攻東北后，我軍初到齊齊哈爾時收編的一些雜牌部隊，紛紛叛變，成為新的土匪武裝。黃克誠同志在給中央匯報情況的電報中就曾指出:“西滿散匪達1萬以上……”。僅當時的嫩江省就達數千人之多。他們在反動分子封官加委的鼓動下，到處，搶占城鎮，殺我干部，成為我們建立根據地的極大障礙。

為了迅速把土匪的囂張氣焰打下去，我針對土匪行蹤飄忽不定的特點，利用靠近蒙古的地理環境和我東蒙黨組織的支持，擴建警一旅騎兵團，將全團600多人分編為4個連。同時，武器裝備也作了調整，減少了使用不便的重數量，增加了輕和擲彈筒，使剿匪部隊的機動能力和火力大大提高，形成了一支具有快速反應能力的“鐵拳”。我針對土匪氣焰囂張，公開活動且目標明顯的特點，除留極少量部隊負責齊齊哈爾城防與保衛省委機關安全外，指揮部隊全面出擊。作戰時，采取誘匪聚殲、長途奔襲、追剿堵剿相結合等戰術，連續作戰，有時同時圍殲兩三股敵人。土匪雖被收編委任，成為政治土匪并具有一定的軍事素質，但對我們這些曾在各種條件下打過仗具有光榮傳統和實戰經驗的同志來說，還是不堪一擊的。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警一旅在齊齊哈爾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內，與土匪武裝作戰10余次，殲敵近千人，解放了所有縣城和大的村鎮。公開的反動土匪被全部擊潰，散的散，逃的逃。

6月中旬，嫩江省委在齊齊哈爾市召開工作會議，研究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在農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把減租減息政策逐步轉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會議還決定:相應成立嫩江省林甸、訥河、朱家坎、三肇4個地委機構及相應的4個軍分區。在吶河、甘南、嫩江、林甸、泰安、景星、龍江、富裕、泰康、克山、安廣、白城子等地區，發動廣大群眾，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同時發展農會，建立基層政權組織。會后省委任命我為林甸地委書記、林甸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負責創建林甸地委，實行軍政合一領導，在林甸、隴東、泰康、富裕4縣進行土地改革。

6月是東北地區充滿生機的季節。比起關內，這里的春天要來得晚一些，但此時也已是花繁草茂，寬廣的大草甸子上充滿荒涼的枯草看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那一望無際充滿生機的新綠。來東北時是冰天雪地的季節，到此時我才感覺到東北大地的美麗和富饒。

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經省委批準的地委常委同志，在林甸城西樹林中召開林甸地委第一次工作會議。樹林中，大家席地而坐，微風不時送來陣陣松油的清香，大家的情緒都很好。參加會議的有地委副書記羅日運，地委組織部長兼林甸縣委書記于光漢，地委宣傳部長兼富裕縣委書記余建亭，泰康縣委書記武衡，隴東縣委書記趙峰等人。當時地委領導班子非常精干，基本上每個同志都身兼數職。雖說大家是第一次在一起開會，但彼此之間并沒有陌生感，大部分同志是互相認識和了解的。象于光漢同志，抗戰期間是冀南區黨委組織部長，在冀南時我們就很熟悉。其他同志雖然沒有在一起直接工作過，但都是關內派來的。象余建亭同志，在延安時是陳云同志的秘書，早有耳聞了，趙峰同志在延安時也認識。

會上，我和同志們一起再次認真學習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和東北局6月4日發出的《關于剿匪與群眾工作的指示》。大家一起分析了林甸地區的形勢，共同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計劃。進入東北后，實踐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沒有根據地，部隊的行動存在許多困難。連續作戰，難以持久。

匪患不除，群眾難以發動，基層政權沒有保障，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目標難以實現。但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剿匪。因此在會上我著重強調了剿匪與發動群眾、建立基層政權的關系，并對地委常委成員的分工提出了意見。會議確定:警一旅副旅長宋康同志主要負責剿匪工作，羅日運同志主要負責土改和政權建設，我負責全面工作，但側重抓軍事工作、民兵建設和剿匪。會后我帶警一旅旅部和精干的地委辦事機構在林甸開始辦公，其他同志分別帶隊到各縣各點開展工作。

經過5,6月的剿匪作戰，林甸周圍基本上無大股土匪活動，代之而起的是較多小股土匪的流竄襲擾。泰康、喇嘛甸子一帶都是大片大片的草原和沼澤地，加上大片的玉米高粱，土匪雖不敢公開活動，卻經常利用青紗帳向我們打冷槍。部隊一方面對小股零星土匪的騷擾沒有引起重視，另一方面仍習慣部隊成建制出動，使用拳頭打跳蚤，結果往往撲空。

正在這時，中央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接連發出“關于剿匪工作的決定”和“七一指示”，向東北全黨同志指明了東北的戰爭形勢和當前的主要任務。提出了在軍事上“以逐次殲敵為主，不以一仗殲敵為主，以控制廣大農村為主，不以爭城為主”的戰略方針。要求各主力部隊師(旅)要按已劃定創造根據地的區域，“各派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去打匪和做群眾工作。”

根據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的指示精神，我與宋康副旅長一起，認真總結了以往剿匪的經驗教訓，要求林甸分區所屬各區縣必須對剿匪工作做出全面的計劃，實行各個圍殲與窮追，務求避免兵去匪來的現象。同時我在全區明確提出，打跑了土匪并不算完成任務，只有消滅了土匪才算完成任務。要求警一旅部隊，在大股土匪被擊潰的情況下，決不能產生松勁情緒，要把清匪剿匪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的高度來認識和完成。我和宋康同志還決定，根據匪情的變化，改變過去集中對集中的戰法，采取以分散對分散的方針。分區除掌握騎兵團和少量機動部隊外，其余2個團分散到各縣區域，與基層政權相配合，按指定的地區分片包干進行剿匪。部隊一分散行動，立即在林甸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剿匪聲勢。

在剿匪的那段日子里，可以說我們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開始我們在明處，敵人在暗處，加上我們人地兩生，缺乏在老林、沼澤和荒原上剿匪的經驗，往往是部隊要么圍剿數日沒有發現匪徒，要么是發現匪蹤后，戰士們撲上去就打，而土匪卻象麻雀，一打就散，抓不到幾個，戰果不佳。我感到壓力很大，不止一次對宋康同志說:“一定要想辦法把土匪趕到明處來!”

我分析分散的匪徒之所以敢與我武裝力量周旋，是因為他們在密林、荒原中有巢穴，因此才有恃無恐。我組織參謀人員經過研究，重新制定新的作戰方案，全面行動，剿匪與搜、毀敵密營同時進行。這一意圖與廣大指戰員的心思不謀而合，立即變為大家的積極行動。

同志們提出了各種發現匪蹤，毀敵密營，斷敵糧源的辦法。白天根據馬糞、腳印尋找土匪，還經常派人爬到高處或樹干上，看哪里有成群的烏鴉盤旋，就可以斷定那里十有八九有土匪活動。因為土匪們生火做飯或燒烤野物，總會留下一些殘物招引烏鴉。晚上則在高處，看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奔襲。這樣一來，敵人暴露在明處了，我們卻隱藏在暗處。戰士們經常悄悄摸上去，一陣猛打，匪徒不死即傷，僥幸活著逃脫的也變得驚恐萬狀。匪徒失去密營和儲存的糧食，村莊又都被我軍駐守，無處安身，疲于奔命，開始大批向我繳械投降。

“接力追擊”也是我們那時經常采取的一種有效的作戰形式。開始我們按東總的“剿匪指示”，采取“分片分工包干打”的方法，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隨之而來的是各區、縣乃至各軍分區之間的聯接地帶容易成為土匪的喘息之地。為了消滅這個空隙，我們專門發出通知，實行“分片包干”與“接力追擊”相結合，一縣的土匪流竄到另一縣，各部隊要接力追擊。我在騎兵團中抽調精兵組成了幾支追剿分隊，專門擔負機動作戰。有的追剿分隊曾長途追擊千里，直到漠河中蘇邊界。這樣，做到一個縣發現匪蹤就窮追不舍，務求全殲，不留后患。

在實行堅決軍事清剿的同時，我們還注意對土匪的區別對待和政治爭取。我軍初入東北時，由于我們對東北的情.況了解不夠，收編的一些土匪武裝在進攻時先后叛變，吃了不少虧。在剿匪過程中我發現，西滿地區的土匪也并不都是政治土匪，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日寇長達14年的殘酷統治下，被迫淪為土匪的工人和農民，也有一部分是受了特務分子的欺騙和煽動。在我軍強大軍事清剿壓力下，土匪武裝已分崩離析，大部土匪無心再戰，這就為我們分化瓦解土匪提供了可能。

我們提出了對土匪區別對待的原則:因生活所迫淪為土匪的，只要不與我黨我軍為敵，個人可加入我軍行列，也可放下武器，參加土改;對自動放下武器宣布投誠的一律采取給出路政策;堅持把罪大惡極的土匪惡霸、偽警與一般人員相區別等。在方法上采取多種形式，開大會公開宣布我黨我軍寬大政策;在土匪可能經過的地方張貼標語、宣傳我軍“繳槍不殺，投降留命”的俘虜政策;發動并組織土匪的父母找兒子，妻子找丈夫，朋友找朋友，開展“交槍自新”運動;派出人員或投誠人員前去勸降等，這些政策和做法，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先后有近千名土匪向我軍交槍自新，甚至出現了好幾次老漢帶著兒子，妻子帶著丈夫找到我，感謝政府挽救了他的親人。《西滿日報》也曾對林甸分區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剿匪經驗進行了宣傳報道。剿匪工作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為林甸地區的土改運動和基層政權建設創造了條件。

在林甸，我們軍分區司令部和地委的辦公地點設在林甸有名的大地主張繩吾家。張宅是當時林甸城內有名的大宅院，高墻深宅，兩進兩出，加上東西配院，使我們百十號人住進來仍覺得寬綽有余。隨著剿匪工作的順利進行，分散到各區縣的部隊開始配合土改工作隊進行土改工作。我也把主要精力放到土地改革和基層政權建設等方面。

7月20日，西滿分局發出《關于農民土地斗爭的指示》，規定農村土改運動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緊緊依靠雇農、貧農，照顧富農與分化地主階級，麻痹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擊大地主。”接到西滿分局的指示后，我立即找羅日運副書記一起商議。羅日運同志長期從事地方工作，有著較高的政策水平和群眾工作經驗。我們倆人反復研究后決定，就從林甸城內民憤最大，罪行最重，同時也是當地最有影響的大惡霸地主張繩吾家開刀，分田地，分房產，推動林甸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全面展開。

在以后的幾天中，我們把張繩吾的土地分給了鎮上最貧窮的農民。但出乎意料的是，分到土地的人家，要么是不去耕種，要么是仍耕種以前租種的土地，完全沒有那種分得土地的喜悅和興奮。

選張繩吾家入手是沒有錯的，張繩吾是這一帶有名的大地主和惡霸漢奸。日寇統治時期，他曾任林甸的偽協合會長。他以“開拓地”、“滿拓地”等名義，強行霸占了林甸周圍一半以上的土地和萬畝以上的森林、荒灘。林甸城內千余戶人家，近一半是租種他的地或是他家的雇農。他利用各種手段殘酷剝削林甸人民，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并且多次配合日寇圍剿我抗日聯軍。日寇投降后，他繼續行兇作惡，糾集土匪，搶奪民財，傷害人命。提起張繩吾，林甸城內沒有人不恨之入骨。但為什么分這樣一個大惡霸的地，人們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呢?

7月的東北，并不象關內的夏天一樣炎熱。入夜后，從西面內蒙古大草原上吹來的陣陣涼風帶著草原和森林特有的氣息撲面而來，使人覺得很清新，很舒暢。可在張繩吾的大院內，我卻覺得是那樣的煩躁，好象是那高高的圍墻讓人透不過氣來似的。我帶上一個警衛員，信步走到街上。

離我們分區司令部不遠的路邊，住著一戶也姓張的老大爺，他家幾代都是張繩吾家的長工。張繩吾逃跑后，由于他對鎮上情況熟悉，又離張家大院不遠，所以有時我們找人問個事什么的，經常去請教他老人家，彼此都認識。看到我來了，老人家連忙點亮一小根松明火把當燈，并把我讓到屋內的木墩上坐下。

寒暄過后，我問張老漢:“分的地都看過了吧?’’張老漢嘆口氣說道:“咱不是那有地的命呀!前些年，我那兒子受夠了張繩吾的氣，起早貪黑地在城外無主的荒灘上開了幾畝荒地。誰知剛剛種下莊稼，就被張繩吾以‘滿拓地’為名強行霸占了。我兒子咽不下這口氣，找張繩吾去論理，誰知竟被他勾結日本人抓了我兒子的勞工，到大興安嶺去修工事，一去就再也沒有音訊。日子過不下去，兒媳婦也走了，剩下我這把老骨頭和小孫子，要不是你們來了，真沒有我們的活路了。”我不解地問:“你盼著有自己的地，現在不是分給你了嗎?”張老漢卻說:“我這把年紀還盼什么，我只盼孩子大了不再受窮，只盼能抓到張繩吾出口氣，讓一個個屈死的人能閉上眼!”

從張老漢家出來，我心中豁然明朗了。張繩吾還未抓到，群眾是心有余悸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張繩吾未能東逃和南逃，還在林甸一帶活動。于是我們迅速組織了幾個小分隊，根據群眾提供的線索，并請了幾位與張繩吾有深仇大恨的貧苦農民作向導，跟蹤追捕張繩吾。

幾天后的一個清晨，天剛蒙蒙亮，大院內忽然一陣嘈雜聲。通信員興奮地喊:“抓到了!抓到了!”我和羅日運、宋康等同志趕緊沖出門，原來是張繩吾這個大惡霸被我們的騎兵追剿分隊抓回來了。此刻的張繩吾雖是回到自己的“家”，但卻沒有了往日那種威風。張繩吾矮胖的身材，配著一張臃腫的臉，不知是冷還是嚇的，只見他渾身發抖，半倚在門前的臺階下。

我們立即研究，決定第二天在林甸城內召開公審大漢奸、大惡霸張繩吾大會，并在林甸內的主要街道上貼出了布告。

“張繩吾被抓到了”，“明天要公審張繩吾了”，人們奔走相告。第二天，公審大會還未開始，會場上已是人山人海，人們都要親眼看一看往日作威作福的張繩吾今天是個什么下場。我和羅日運、于光漢等同志與林甸的一些翻身農民代表坐在主席臺上，看著這熱情激昂的場面，心情非常舒暢。

可是公審大會出現了一個我們意想不到的情況。

隨著于光漢同志宣布“公審大會開始，把大漢奸、大惡霸地主張繩吾押上來”，人群立即涌動起來。4名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著五花大綁的張繩吾從會場后面沿著會場中間的通道向主席臺走來。這樣做，為的是讓更多的曾飽受欺壓凌辱的窮苦百姓看清這個往日威風凜凜，今日已被嚇癱的惡霸地主的丑態。開始人群中響起一陣叫罵聲，走不多遠，唾沫、石塊紛紛落到張繩吾身上。忽然，人群象火山爆發一樣，憤怒的男女老幼不顧一切地撲上去，拳頭、棍棒一起砸向這個昔日騎在他們頭上的惡魔。4名戰士無法阻攔憤怒的人群，急得大叫“讓我們公審他，讓我們公審他。”但戰士們的聲音被“打死他，打死他”的吼聲淹沒了，等我趕快派幾十名戰士沖開人群，找到被群眾拖去的張繩吾時，這家伙早就癱在地上被群眾打死了。

羅日運同志看到這種情況后，立即示意工作人員上臺，帶領群眾高呼“萬歲”、“推翻地主階級”、“打倒反動派”等口號，同時安排人把張繩吾的尸體抬了下去。

公審大會繼續進行。深受張繩吾之害的群眾親眼目睹了張繩吾的可恥下場，一個個深受鼓舞，許多人不管會議有無安排，跳到臺上，控訴張繩吾的罪惡行徑。會議結束前，我站到臺前，面對著上萬名群情激昂的人群，心情也非常激動，這是我們進入東北后群眾支持我們的第一個熱烈場面。我對東北的父老鄉親們高聲說道:“今天我們召開大會，公審以張繩吾為首的一批惡霸地主，就是要為受苦受難的廣大勞動人民報仇伸冤。張繩吾落得今天這個下場，是他罪有應得。我們，我們東北民主聯軍，就是要做窮人的靠山，就是要使窮人不再受窮，過上好日子……”我的話不時引起群眾的一陣陣歡呼。

公審大會起到了超乎我們預料的效果。我和羅日運、于光漢等同志及時總結經驗，在全區范圍內推廣。我們幾名地委常委分頭深入到農村，傾聽農民的呼聲，根據工作隊掌握的情況，反復核實斗爭對象。8月3日，在相鄰的碾子山區召開了公審大漢奸武新周大會。8月8日，隴東縣在昂昂溪也召開萬人大會，公審處決了當地頭號惡霸地主漢奸張秀峰和日本特務、走狗蔡德山。每次大會，周圍幾十里的群眾都扶老攜幼趕來參加。一批罪大惡極的地主惡霸被公開處決，群眾拍手稱快。千百年來套在群眾身上的鎖鏈被徹底砸爛了，林甸地區的廣大翻身農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開始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

群眾發動起來了，其它各項工作也隨之迅速開展。我們緊緊依靠廣大貧下中農，建立起了農會組織，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各級政權組織，并對已進行過土改但工作不夠深入的地區，開展了“煮熟夾生飯”等運動。

在各項工作順利進行的同時，我和軍分區的同志還下大力抓了民兵武裝建設。我曾反復對各區縣的同志和部隊的同志講，只有建立了民兵和農民自己的武裝，才能從根本上限制土匪的活動并消滅滋生土匪的土壤，使少數依靠地形熟悉到處流竄的匪首陷人全民剿匪的海洋，也才能使我們的主力部隊集中力量反擊反動派的進攻。為此我認真學習了陳云同志起草的《東北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和西滿分局的有關指示，在全區范圍內提出了“清匪反奸土改，防匪自衛保鄉”的口號。在各村農會的基礎上，以農會積極分子為骨干，建立民兵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軍分區、警一旅抽調人員和槍支幫助訓練。短短數月，在林甸所屬4縣就組織起了數千人的農民自衛武裝，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剿匪和土改運動的展開。

隨著金秋時節的到來，大片玉米、高粱和大豆喜獲豐收，翻身農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里收獲。僅僅半年時間，林甸地區已成為我東北民主聯軍鞏固的根據地。

11月下旬，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同志到林甸視察，對林甸地區的剿匪和土改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12月25日，《東北日報》報道:“嫩江第一軍分區(轄泰來、泰康、林甸)境內土匪大部肅清。據不完全統計，半年來共斃傷土匪1150余人，獲千余支，15挺，3萬余發，戰馬859匹。在我軍強大的政治、軍事攻勢下，匪首“七點”、“天龍”、“金甲龍”以下39名攜槍70余支向嫩江剿匪部隊投誠1946年底，西滿分局決定撤銷黑龍江省委和嫩江省委，改設為5個地委，與齊齊哈爾市委同屬西滿分局領導，我也隨即接到命令，調西滿軍區工作，負責組建西滿軍區獨立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