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歐洲大陸歷史截然不同，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人群，在漫長發展過程中共同開拓疆域，締造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在近代得以“中華民族”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持續凝聚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學界并沒有定論。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給出了源自“華夏族團”“在多元的基礎上統一成為漢族”的答案。而對于推動漢族凝聚發展的原因，則其后描述為：“從歷史上看，漢族的凝聚力，除了政治和經濟因素外，還有發達的禮樂文化，形成強而有力的文化認同”。漢族人數最多，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持續凝聚中發揮著重要推動作用是應充分肯定的，但既然“發達的禮樂文化”所呈現的文化認同是漢族凝聚力的主要構成，那么將“發達的禮樂文化”所代表的中華文明認定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的“核心因素”，也是能夠自圓其說的。

　　鼎、尊、簋、鬲(lì)、甗(yǎn)、編鐘等青銅禮器是當今眾多博物館文物展出的主角。它們是先秦時期中華禮樂文化發達的象征，擁有青銅器的大小和數量，體現的是以“天子”為核心的政治秩序。而由燕樂、清商、西涼、高(句)麗、扶南、龜茲等組成的“十部樂”，不僅是唐朝禮樂文化繁榮的標志，更是唐代政治統一、文化交融“大一統”盛世的展現。禮樂文化內涵豐富，涉及社會生活各方面，是維持“大一統”政治秩序運轉的要件。

　　《漢書·禮樂志》載：“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樂文化既是“大一統”政治秩序的重要標志，也是維持其正常運轉的重要保證，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

　　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將西周時期以“周天子”為權力核心的“大一統”政治秩序稱為“天下國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大一統”政治秩序的經典表述。孔子從“九經”闡述周天子、諸侯、百姓間的關系，禮樂文化是其核心內容。孟子則將其構成表述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廢分封、立郡縣，在實現郡縣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等“一體化”同時，也創新發展了“大一統”政治體制。

　　其后的漢朝，不僅拓展了區域，且建立起“以漢為天下宗”的皇帝—郡縣—特設機構(如西域都護)—外臣屬國等不同層次構成的龐大藩屬體系，冊封授官、“賜鼓吹伎人”等是其重要標志。《史記》不僅設《五帝本紀》將這一“大一統”政治秩序溯源到黃帝，也將楚、越、秦乃至匈奴等都納入“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系列之中。這既體現司馬遷對西漢“大一統”政治秩序的認同，也是對中華大地上眾多人群和政權被納入“大一統”的進一步詮釋，為人們認識和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最早的話語體系。

　　司馬遷的敘述體系對后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就文獻和實踐而言，突出結果有兩個：一是以《史記》為開端的“二十四史”(正史)的出現。表面“正史”是敘述歷代王朝的興替，實則是記錄“大一統”政治制度沿革發展的歷史。二是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政權統治者，多以繼承和發展“大一統”政治秩序為最高政治追求。“二十四史”記錄的勝出者被稱為“歷代王朝”，成為推動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歷代王朝之外、被稱為“蠻夷”的人群和政權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他們共同開拓疆域、締造了統一多民族國家。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在司馬遷觀念中，由“中國”和“蠻夷”共同構成的“天下”是“大一統”政治秩序實施的空間。秦漢以后，為爭奪“正統”的需要，中華大地上的眾多人群和政權被區分為“華”與“夷”是常態。“大一統”視野下的“華夷之辨”適用場景是“正統”的博弈，而“天下一家”“華夷一體”才是“大一統”政治秩序呈現的完美狀態。

　　東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政權稱東晉南朝為“島夷”，東晉南朝稱北方政權為“戎狄”；遼宋夏金時期各政權都以“中國”自居，這些是“正統”爭奪的突出表現。匈奴單于和漢朝皇帝互稱“兄弟”；唐朝皇帝稱東突厥汗國為“敵國”，和吐蕃贊普、回紇可汗則稱為“舅甥”；遼宋統治者則以“叔侄”相稱。這些都是對“天下一家”“華夷一體”的“大一統”政治秩序的廣泛認同。“大一統”政治秩序在中華大地上持續實踐的過程，既是共同開拓疆域、締造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也是這些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為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的歷史。

　　對“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持續追求，像一只無形指揮棒，引導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凝聚。這種人群凝聚呈現三個特征：一是歷代王朝主導下的人群凝聚，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漢人、唐人、中華人等人群稱呼的出現即是代表；二是實現局部統一的政權主導的人群凝聚，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高句麗人、契丹人、蒙古人等稱呼的出現即是代表；三是“華夷之辨”導致的人群凝聚，將“天下”這一地理空間內的所有人群在“華”與“夷”不斷變化中實現著相互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康熙時期，隨著《尼布楚條約》簽訂，不僅有了一個共同的家園“中國”，也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中國人”。如《清圣祖實錄》中記載：“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這一“中國人”的凝聚結果，梁啟超在1902年將其命名為“中華民族”。

　　1939年面對日本侵略帶來的亡國滅種危險，顧頡剛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做了系統理論闡述。1989年，費孝通發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再次將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路徑概述為“多元一體”。“在這片遼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個共同家園，就是中國；都有一個共同身份，就是中華民族；都有一個共同名字，就是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夢想，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對中華大地上人群凝聚最客觀的高度理論概括。

　　從先秦時期的“五方之民”，經過長期在“華夷之辨”下持續交融，最終在清末以“中華民族”之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說秦漢時期郡縣范圍的“一體化”為其奠定了牢固基礎，那么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人群持續對“大一統”政治秩序的追求則是其“凝聚核心”，而今人將其稱之為“中華文明”。(完)

　　作者簡介：

　　李大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編審。獲國務院政府津貼，全國出版行業領軍人才、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稱號，入選國家“萬人計劃”。兼任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等。出版學術專著(包括主編)20余部，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側重于疆域理論、邊疆治理、邊疆政權以及中華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