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結構性改革時不我待

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體制性矛盾推進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的體制性矛盾推進的改革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各項工作千頭萬緒，紛繁復雜。因此，就更需有重點、有主線，而這個主線就是結構性改革。

為何要重點推進結構性改革？一是現有各種存量問題有待通過結構性改革化解。目前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高、負債率過高、企業效益低、金融隱患多等。這些問題都與體制性矛盾有關，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化解。二是新增長動力有待通過結構性改革培育。新動力來自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其中制度變革就是改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依賴于改革，新產業、新業態等新增長點形成也依賴于改革。三是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之義。

必須指出的是，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既有交叉，也各有側重。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相對應，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經濟結構性問題的體制性矛盾而推進的改革，結構性問題既有供給側問題，也有需求側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的體制性矛盾而推進的改革。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16年要將推進結構性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結合起來，“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

第一，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非國企相比，國企更易形成產能過剩和高庫存，更易通過高負債尋求高速發展。故解決產業結構等結構性問題須大力推進國企改革，要加快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等。

第二，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絕大部分經濟結構性問題都與財稅體制有關，如僵尸企業的大量存在就與財稅制度的支持有關。故要抓住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地方稅體系、增強地方發展能力、減輕企業負擔等關鍵性問題，加快推進財稅制度改革。

第三，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很多經濟結構性問題也與金融體制有關，如杠桿率高就與金融體制密切相關。故要抓緊研究提出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方案，加快推進銀行體系改革，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等。

第四，加快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之所以淘汰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很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職工下崗難，職工難下崗又與養老保險制度不完善有直接關系。故要加快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完善個人賬戶，堅持精算平衡，提高統籌層次。

第五，加快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在經濟結構調整陣痛過程中能否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離不開醫藥衛生體制的保障。故要在保基本、強基層的基礎上，著力建立新的體制機制，解決好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原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