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國談外交：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75歲的戴秉國精神頭兒十足，頭發整齊地梳向后方，淺藍色襯衣搭配淡紫色領帶，外面是一身筆挺的深色條紋西裝。
4月6日，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他坐在一張寬大的黃色沙發上，只系了西服的第一顆扣子，雙腳微微八字打開，多數時間保持輕松的微笑。聊到興起，他又會開個玩笑，逗得人哈哈大笑。
談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國顯得很淡然，“退休了，就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直至最終被完全遺忘。”
近日，《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在京出版。書中戴秉國回顧了2003年-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戰略對話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臺灣等問題出任中國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經歷。
“朱總理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么樣了”
新京報：你在后記中提到，這本書的寫作開始于退休后。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期間是否遇到一些困難?
戴秉國：寫了三年左右。其實不是我一個人寫。開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幾個同志幫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補充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綱要，又經歷了反反復復的修改。
前年，朱總理(朱镕基)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么樣了?外交部的領導和許多同志都支持和參與了這個工作，因為要把那么多戰略對話梳理清楚還是要費點功夫的，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
另外，實際上寫這本書不是三年前才開始，好多東西是過去就思考過。比如，蘇聯的解體和教訓等內容，過去都反復想過。
新京報：寫書的過程中有沒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國：有一張照片書里沒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國的合影。那張照片太幽默了，他是個巨人，拉著我這個小個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覺得這張照片可以參展去，說不定能得獎。(笑)
“曾把蘇聯幾位領導人請到中國閉門探討”
新京報：你的外交生涯長達半個世紀，是否遇到過危險情況?
戴秉國：搞外交工作，要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珍寶島事件之后，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的時候，我被派到蘇聯去工作。當時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話，這次去會不會被扣為人質。
坐飛機也曾經歷過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飛機眼看就要著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來又飛到德國去了。當時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險，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會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時刻準備著，上了飛機之后就得準備著可能會出事兒。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膽不行啊。
新京報：工作中，你的外交意見有沒有跟領導發生過相左的情況?這種情況怎么處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戴秉國：我作為下級，偶爾會遇到。對問題的看法或處理，會有不同的意見。不要以為領導好像都是不聽意見的，你只要說的有道理，他們都能接受。
我年輕時，在駐蘇聯使館的研究室工作。當時，對于怎么看待蘇聯的問題，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一次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就跟領導意見相左，當時我不注意方法，感覺有點兒把他逼到了墻角。之后回想起來，覺得我還是缺乏磨練。這位領導心胸很寬廣，后來我從莫斯科回來，他還非要我到他手下去工作。
新京報：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記憶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國：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說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還是很難忘的。比如，“文革”期間，我作為外交部蘇歐司的科員，曾去蘇聯駐華使館外勸阻我們的紅衛兵不要沖擊人家的使館。當時爬上墻壁的情景，我現在還記得。
還有一次是2003年，我剛從中聯部回到外交部。那時SARS已經開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異常寂靜。東盟要開會討論SARS問題，我們如果不參加的話就會很被動。我通過一個適當的場合，推動東盟很快邀請溫家寶總理去參加。那是溫總理上任后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時，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點以后。因為境外火炬的傳遞是外交部門負責的。我是這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每天必須看到火炬平平安安傳遞下去才能回家。
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情。蘇聯解體后，我把蘇聯時期的幾個重量級的領導人，先后請到北京來閉門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教訓等問題，很有收益。
“與戈爾巴喬夫會晤 鄧小平思考了好幾年”
新京報：書中有個細節，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同志親自敲定“只握手，不擁抱”等細節，這種領導人敲定細節的外事活動，一般在什么情況下出現?
戴秉國：好像很少見。這個是特別需要時才這樣。戈爾巴喬夫訪華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為了這次會晤，鄧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幾年。“只握手不擁抱”就是要體現一種分寸，告訴人們怎么看這件事，今后的中蘇關系應該怎么把握。
新京報：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你在第一次見到希拉里時，曾開口夸她比電視上更年輕漂亮，這樣的開場白也給雙方的對話帶來了良好效果。另外，你還在這次訪美中帶去了小孫女的照片。諸如此類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國：也不常用。這個要用得恰到好處。比如說，我在會見美國國防部一個比較強硬的人物沃爾福威茨時，坐下來以后我就說，人們都說你是強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強硬啊。這樣一來，氣氛一下子就活躍了，后來談得也很流暢。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自己的外交風格?
戴秉國：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有一點也是從別人那兒學來的。我覺得既要堅持原則，同時又要注意策略。這個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則堅持要堅持到什么度，靈活要靈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時候你該厲害時厲害不上去也不行，厲害時也不是說兇神惡煞，那也不行。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新京報：你曾多次作為胡錦濤主席的代表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面，這種情況下你的行為和言談細節，自我發揮和提前設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國：相當多的情況下還是要按預定的去辦。因為預定的都是經過審批的，經過大家仔細推敲的。但是現場的應對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誠友好的態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嫻熟，還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這些都是有影響的。
“我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
新京報：退休三年來，你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為什么?
戴秉國：我退休了，就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直至最終被完全遺忘。
新京報：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國政要還保持聯系嗎?
戴秉國：我們經常見，每年都會見，有時候不止一次。在中國和美國都見過。我退休后見了很多外國政要，大概有幾十人次。我要見他們就得自己做功課。
新京報：所以你退休后每天還都看新聞。
戴秉國：不止是新聞，包括各種各樣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談呢?要了解國內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所以每天都要看點東西。我還要做點記錄，現在已經記了兩本，是用毛筆字做的一些閱讀筆記。因為光靠腦子記是不夠的，有些東西還是要有文字的記錄，回頭還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藥扔了”
新京報：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狀態是什么樣的?
戴秉國：處于一種半工作狀態。一個是見一下外國的老朋友，還有一個是在國內一些地方走一走,還去看了看求學過的地方，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見了同學和老師，老師是不能忘的。
新京報：回到這些地方，有什么特別的感受?
戴秉國：特別親切。過去跑國外多，跑國內少。這對我來講也是一種學習。我還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參加貴陽國際生態論壇。還有幾個地方，我會幫忙推動一下他們的國際問題研究。
大概就是這么樣的一種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閑不下來。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們交流，這樣可以增長知識，活躍自己的頭腦。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覺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這個問題，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兩次安眠藥。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藥扔了。
新京報：你現在身體怎么樣?
戴秉國：現在吃飯睡覺都可以，精力也比較好，我也比較樂觀，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 對話人物
戴秉國
1941年3月生。貴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64年9月參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
新京報記者 賈世煜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