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歷史文化散文的特點—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什么特點
大家都看過那本被一代人閱讀過的《文化苦旅》，而那本書的作者，便是赫赫有名的余秋雨先生。還記得《文化苦旅》出版的那幾年，一時間風靡中國，洛陽紙貴。
然而當文化狂熱散去之后，人們逐漸對他產生了本能的懷疑，特殊十年中的黑歷史，散文中的一些文化常識錯誤和本身追名逐利的質疑，使他逐漸成為了所謂的知識圈公敵。
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中國當代文化學者，著名作家，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在戲曲方面頗有研究，陸續出版了《戲劇審美心理學》等著作，并且有兩個最年輕記錄，最年輕的大陸文科教授還有最年輕的高校院長這兩個職務。
余秋雨以擅寫歷史文化散文著稱，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更是風靡一時，贊譽者稱贊他寫文章舉重若輕，提高了當代散文創作的水準，而詆毀者則把余秋雨的散文稱為“文化口紅”，認為只是涂涂抹抹的文化消費產品。
然而在他毀譽參半的背后，而我們這次不妨來看看，他到底寫了一些什么。
在余秋雨洋洋灑灑的著作之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他寫作的一些特質。
一是三觀正，秉持了中國傳統士大夫一脈相承的正直和道德觀。
在《文化苦旅》有一版的末頁，白先勇曾這樣說:
“或者說，他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思索天下的靈魂。”
他的文章有一種中國古代士人獨有的理想主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在描述古代人物的時候，很少用現在人經常解讀的利益和權謀去描述一個人的行為，而是很書生的把古代人的行為用宏大的理想去構架，去解釋。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文章很少用別的目光去解讀，而是更多的用文化去闡述意義本身。離不開，脫不離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思維。
二是文章用詞講究，多用排比句。
余秋雨的文章用詞考究，修辭華美是大家公認的，鋪陳排比，佳句迭出，即使批評者諷刺他的文章是“文化口紅”，卻也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了他寫作的那一抹亮麗色彩。
正如在《白發蘇州》中寫道：
“這里的曲巷通不過堂皇的官轎，這里的民風不崇拜肅殺的禁令。這里的流水太清，這里的桃花太艷，這里的彈唱有點撩人”。
一系列的排比，讓蘇州成了那個姑蘇城，也讓一個個建筑活在了我們的紙上。
三是意蘊深刻，具有歷史的厚重感
余秋雨的散文不再是像很多先輩那樣把散文作為抒發性靈的工具，而是在散文中主要討論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走向，乃至整個世界，人類的最終關懷。
他在《道士塔》討論古代中國的豐富文化和近代文物的破壞流失的行為，在《風雨天一閣》討論一本書的保存，文明的流傳，到了《山居筆記》之中，余秋雨已經不再局限于一處自然或人文景觀，視角更為開闊和廣大，《抱愧山西》瞄準了晉商這個特殊的商人群體，《一個王朝的背影》借承德避暑山莊講了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與思路。而在《中國文脈》，余秋雨梳理了一遍中華文化的主流脈絡，臧否人物，雖多偏頗，但卻可以自成一說。
一是他文章里經常出現的優越感。
余秋雨有著傳統書生的優越感，但是也有講究事功的利祿之心。他常常會把自己跳脫出讀書人之外，更多的以社會活動家和官僚等身份，在世上進行精英式的行走。
尤其是《在接受澳科大榮譽博士稱號后的學術演講》中，余秋雨劈頭就喋喋不休起來以往的獲獎名單：袁隆平先生，鐘南山先生，歐陽自遠先生之類的顯赫人士，并且表達了自己也是榮譽博士之后的一絲自得。
這樣費盡心思地和名人扯上關系，這樣套近乎的語氣實在不符合文學大家的身份。難不成這個時代，文學當真如此式微？在筆者心中，余秋雨的在精神上，還是脫不離古代知識分子登堂入室，抬己身份得那一套。
二是他文章里的邏輯矛盾和矯揉造作
余秋雨的文字，厚重有余，邏輯不足，矛盾之處頗多，這些矛盾有時候甚至出現在同一篇文中，仔細一想便覺得啞然失笑。
余秋雨在《歷史母本》里發出倡導：
“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敘事。”
可笑的是，正如我前文所述，余秋雨寫文章的特點就是用詞講究，采用大量的排比鋪成。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如此前后不一和矛盾，顯示出作者思維邏輯的不足。
還有在對漢賦的批評中，余秋雨說其：
“缺少思想、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
“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尷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
其實，司馬遷本人對漢賦，尤其對司馬相如頗為欣賞，不僅在《史記》中為其立傳，而且全文載錄了他的《子虛賦》、《上林賦》等8篇漢賦，這在字字珠璣的《史記》中相當罕見。這樣，形成了一種尷尬局面：余秋雨本人欣賞到極致的司馬遷十分欣賞余秋雨十分不欣賞的司馬相如。
再說矯情，方舟子曾經評說余秋雨的文章，
“至今能夠讓我有耐性讀完的余氏大作屈指可數，實在是因為受不了那股矯情味兒”。
余秋雨從來不是客觀歷史的描繪者，這一點在《千年一嘆》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總是把自己當成中華文明的代表，而總是情感充沛的把一些事情無限上價值，特別是對于其他的文明古國，總是在無意中，透露出自己的那一份驕傲。
三是無可挑剔的正面人物形象
對于出現在書中的正面人物，余秋雨向來不吝贊美之辭，且往往“矯枉過正”，給人一種“完美偶像”的錯覺。
比如，在余秋雨的筆下， 司馬遷是“文化君主”，《史記》是“中國文學的母本”，蘇軾是“中國古代最可愛，最富有魅力的人”，一切一切，我們不是說他們的地位不配，但是如此吹噓，總感覺即使是被吹噓的人，也會感覺不舒服吧。
這些人在余秋雨的筆下都好像失去了活力和真實感，變成了一個個理想主義的符號。魯迅曾說諸葛亮“多智而近于妖”，批評的就是這種高大全的人物描寫，沒能刻畫出豐富多樣的人物維度。比如，一般文學史家都認為“烏臺詩案”的主要原因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在于政治層面的意見不合，而非如余秋雨所說僅僅是因為別人嫉妒他的才華。
在深層次原因上，余秋雨之所以把這些人物寫的如此完美，估計還是有他自己的現實思維考量。
新世紀以來，文化界對余老師的群起而攻之，而余秋雨一直在文章中自比屈原、蘇軾這些飽受打擊的人物，認為自己和他們的境遇相似，同樣是有才華卻備受攻擊。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余秋雨一直用矛盾來解釋自己被罵。自己太出名別人嫉妒，但是自己有時候的文章確實站不住腳。
我向來認為，詆毀余秋雨，所貶斥的不是余秋雨這個人“人”，而是一種當代知識分子類型，像于丹之類的文化學者那樣，他們打碎了知識分子的光環，讓文化沾染了金錢的味道。
在文化界，余秋雨是作為一種類型的“文化學者”而存在的。他們比他們的同僚更能吸金，更有流量，但也因此不像個知識分子了。
他這種類型引發了他的同僚的不舒服感，甚至于嫉妒感，這才是他招引集體性黑料的深層原因。余秋雨的存在，像一面鏡子，讓文化人看見他們不愿意成為卻總想成為的樣子，在這方面，他們的身心也可能遠比那個所謂的“知識圈公敵”污濁的多。
文/枕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