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實名制順利推行呼喚公民責任意識

廣東擬立法推出快遞實名制，在禁毒條例中提出，希望以此解決物流寄遞渠道成為廣東省毒品集散的快車道的困境。(10月15日南方網)

隨著網絡購物火爆興起，以及人際交往廣泛頻繁，物流快遞業呈迅猛發展態勢。任何新生事物在誕生伊始，或者在發展初始階段，幾乎都表現出“雙刃劍”特征：一方面，蓬勃興盛的快遞業攪活了經濟，讓快遞公司財源廣進，也讓民眾享受到現代物流的便捷;另一方面，有些快遞公司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罔顧行業法規，對于快遞投寄奉行多多益善，只管收件不問寄件人姓甚名誰，也不管其寄出什么物件，完全將安全經營拋到一邊，以致釀成后患。由于部分快遞公司片面追求利潤的“來者不拒”抑或“不問出處”的急功近利做法，為不法分子利用快遞業的混亂無序“渾水摸魚”提供大好機會。像毒品、危化品等危險違禁物品本該被收繳銷毀，或者按照安全規范實行專業運輸與儲存，但是他們卻借助快遞進入人群，給社會帶來極大風險隱患，也誘發不少安全事故。近幾年來，“毒快遞”、“爆炸快遞”事件時有發生，給公共安全帶來嚴重威脅，更使民眾健康、生命還有財產蒙受損失，這些慘痛教訓足以說明，整治快遞業無序經營亂象、規范快遞業發展已經勢在必行。

物流、郵政、快遞企業對快遞物件實行實名收寄，要求托運人、寄件人提供自身以及收件人真實身份信息，是規范快遞業發展，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必然要求。立法推行快遞實名制，是保障快遞業迅速“撥亂反正”規范經營，也是保障監管部門依法對快遞業加強管理的不二路徑。

有觀點認為，《身份證法》第14條對于出示身份證證明身份情形有嚴格界定，其中并不包括物流寄遞情形，因此快遞實名制“存在合法性風險”。筆者認為這種顧慮理當打消。法律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行為準則，盡管代表著國家意志，維系的卻是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這既是其初衷亦是歸宿。衡量一部法律是否應該制定出臺，當以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為首要原則。任何成文法律，既非天生就存在，也并非永遠一成不變，法律都是順應時勢需要而產生，同時也根據時勢發展而與時俱進做出修改完善;或者，一部法律的缺憾會在另外一部法律中得到彌補。即便《身份證法》中并未將快遞列入“公民應當出示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的幾種情形之一，但它絲毫不影響在禁毒條例或說快遞實名制立法中明文規定。《身份證法》于2003年頒布實施，而第一代居民身份證是在1984年4月6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之后才開始出現，那么在《身份證法》頒布之前，人們辦理結婚證要不要出示身份證呢?有人會說，當然要，因為有相應的婚姻登記法規予以明確。問題是，即便是《身份證法》也沒有明確應當出示身份證的全部情形，只不過其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條文，為其他要求出示身份證情形的法律法規出臺預留了空間。《身份證法》也未規定乘坐火車、乘機等須出示身份證，但現在出門旅行誰會不記得攜帶身份證?或許在某項法律法規醞釀出臺之初，人們會表現出敏感，但實施一段時間之后就會習以為常。快遞實名制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甚至不必糾結于“法無授權即禁止”的法律精神，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法律精神也需要因時制宜，需要辯證看待，假如一項事情發展到必須依靠法律來約束與規范，完全可以建立法律“授權”，只要法律不是為維護少數人利益而制定。

當然，法律制定或出臺當追求盡可能地減少漏洞，以避免出現新的“傷害”。快遞實名制關鍵要做好投件人與收件人信息保密工作，建立信息漏洞的追溯與懲戒機制。立法推動快遞實名制非常有必要，法律固然要在保護公民信息上盡量考慮周全，然而民眾需要喚醒激發公民責任意識，支持惠及公眾的法律盡早落地實施，因為害怕信息漏洞就反對快遞實名法出臺是舍本逐末，無異于因噎廢食。

可要求快遞企業在快遞點配置監控設備，毒品、危險物品探測設備和身份證識別儀器。這樣一來，就可以在不開箱的情況下履行檢驗程序，提高檢驗效率，當不法分子冒用身份證件時，也可根據監控追查到涉事者。同時授予符合條件的大宗客戶豁免權，只要其在一定期限內不違規，就可免于重復驗證身份，降低電商和快遞成本。(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