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進入深水區，如何避免“脫貧急躁癥”？

2016年10月17日，我國迎來第三個扶貧日。近日，國務院扶貧辦新聞發言人、政策法規司司長蘇國霞在扶貧日活動安排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目前全國有多地患上了“脫貧急躁癥”。

當前，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城拔寨的深水區和沖刺期。按照“十三五”規劃的目標，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要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脫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

蘇國霞指出，在目標任務的要求下，不少地區迫于壓力，出現了虛假脫貧、“福利陷阱”等現象。

蘇國霞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地區為了盡快甩掉貧困的帽子出現弄虛作假的現象，“過去是想爭戴貧困的帽子，多得政策的支持，現在可能是想給自己樹立政績，就虛報脫貧的數字。”

今年5月，蘇國霞和調研組來到某縣，當時該縣貧困發生率還在20%以上，而目標是年底率先摘帽。當被問到具體脫貧方法時，該縣相關領導卻無法回答，只說“這是省里派下來的任務”。

蘇國霞說，為了杜絕這種現象，首先教育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權力是人民給的，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能為了自己的政績傷害人民的利益。”

其次，脫貧的“規矩”制定同樣重要。今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要求原則上貧困縣貧困發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區降至3%以下)，才能宣布退出。在貧困人口退出方面，以戶為單位，主要衡量標準是該戶年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且吃穿不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等有保障。

此外，加強監督和考核評估也是避免虛假脫貧現象的手段。蘇國霞指出，各地要組織開展督查巡查，把貧困退出作為重要內容，督促各地實現有序有質量的脫貧。“我們制定了省級政府脫貧攻堅的考核辦法，如果政府在退出的過程中弄虛作假，是要被問責的。對提出要退出、要脫貧的縣、村、戶，都要邀請第三方進行獨立評估，做到客觀公正。”蘇國霞說。

對于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扶貧工作的重點將放在兜底保障。蘇國霞表示，國家扶貧戰略的“兩個輪子”，其中之一是通過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即有一部分靠自己努力確實無法擺脫貧困的群體，國家將給予基本生活保障。自2007年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來，社會保障兜底在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守住最后一條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中國精準扶貧發展報告2016》，救濟式扶貧是由國家或政府通過向低收入的困難群體、天災人禍中的不幸者，以及因其他各種原因陷入生存危機與特殊困難而無法自拔者，提供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平，構建低收入群體的社會安全網，也被稱為輸血式扶貧。

隨著救濟式扶貧政策逐步建立、發展和完善，我國救濟式扶貧的基本理念從“救濟”轉化為“救助”，提升了社會安全網的制度功能，強化了政府在扶貧攻堅中“兜底”的社會責任。

救濟扶貧政策也從碎片化的分散狀態，轉變為體系化的新興扶貧救助制度設計。

在兜底的制度設計方面，各地也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例如甘肅省開展“衛生扶貧行動”，對每個村新建衛生室補助10萬元，計劃2017年前完成2965個貧困村衛生室建設，實現貧困村標準化衛生室覆蓋。吉林省鼓勵和支持社會資本投向農村，推動企業和社會組織采取投資籌款、捐款捐助、人才和技術支持等方式在農村開發產業，解決農村的資金短缺、人才不足、發展滯后問題。

不過，蘇國霞也對兜底式的幫扶措施表示了擔憂。因為中央對脫貧攻堅要求時限比較明確，時間緊，任務重，有的地方出現了另一個傾向——不想費工夫幫助窮人靠自己的努力脫貧，而是通過資金補貼幫助其脫離數字標準上的貧困，“算一算大概給他補到多少錢就可以脫貧了”。

正因如此，一些貧困戶雖然得到了幫扶，但自身脫貧動力不足，“蹲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這被一些人稱為“福利陷阱”。

這也是讓蘇國霞真正擔心的問題，因為幫助窮人培養能力，比簡單的資金幫扶更難，也更辛苦，卻是國家扶貧工作的核心。

“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保基本、保民生的，不是提高福利的，這一條在制度設計上必須明確。”蘇國霞說，不能讓那些勤勞勞動、靠自己的雙手改善生活的人過得不如好吃懶做的人，在制度上設計上首先應堵住這個漏洞，明確扶貧是保基本的。

同時，蘇國霞認為，輿論應該強調每個人對國家、社會、家庭都有責任，如果你心智正常，身體健康，就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不應依靠他人。

蘇國霞還強調，要幫助那些希望通過努力提高生活質量、改善收入的人，讓他們實現自己的夢。例如政府設計扶貧的小額信貸，為他們提供培訓、技術指導，改善生活道路、水電等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