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余名發言人“聚”在一起聊什么？

周六，位于上海市浦東新區的中國浦東干部學院迎來了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特殊“客人”。和往日不同，這些客人不是培訓學員，他們有著相同的身份——“新聞發言人”。

當天，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主辦的首屆“中國新聞發言人論壇”隆重舉行，北京青年報記者也在現場。這么多大家熟悉的新聞發言人“聚”在一起，會進行怎樣的頭腦風暴?

國務院部門、地方政府、央企發言人到場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參加首屆“中國新聞發言人論壇”的陣容可以用“豪華”和“齊整”形容，28個國務院部門、19個省區市、4個中央企業的新聞發言人紛紛到場，像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交通部新聞發言人徐成光、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等大家熟知的新聞發言人都在出席之列。此外，20余名專家學者、媒體負責人也到場出席。值得一提的是，還有幾位“貴賓”在論壇現場致辭。

國新辦“掌門人”蔣建國5日早早地來到會場，準備當日的開幕式致辭。作為中宣部副部長、國新辦主任的他在致辭中提出，新聞發言人要心中有底氣、善于設議題、把握時度效、會用全媒體。當天，國新辦原主任趙啟正也來到了現場，卸下官員身份的他目前仍經常出現在與新聞發言人制度和新聞輿論工作相關的場合。論壇嘉賓之一、國新辦副主任郭衛民向媒體介紹，趙啟正一直還在為新聞輿論工作馬不停蹄地工作著，今年7月，正值南海仲裁案鬧劇愈演愈烈，趙啟正還“帶隊”前往新加坡參加“南海問題與區域合作發展高端智庫學術研討會”。

而對于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董云虎和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焦揚來說，這次論壇是他們的主場。論壇開幕數天之前，焦揚的任職曾引起媒體廣泛關注。此次她來到論壇現場，更有著特殊的意義。2003年到2008年，她作為全國第一個省級政府新聞發言人，成為上海的“門面”。這期間無數上海市重要的新聞發布會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席論壇的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董關鵬認為，焦揚和王旭明、毛群安等著名發言人被稱為“黃埔一代”，在這一領域具有“教科書意義”。

發言人談如何回應熱點敏感問題

首屆論壇的主題為“講好中國故事 好新聞發言人”。此外，還下設分論壇，議題分別為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發布、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的輿論引導、“走出去”過程中的國家形象塑造。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大校平日出鏡率一直很高。作為此次論壇的演講人之一，他脫下“戎裝”分享新聞發言人經驗。楊宇軍表示，熱點敏感問題的關注點往往容易預測。只要發言人準備充分、應對出色，正能量信息就會廣泛傳播，有效提升黨和軍隊的公信力、凝聚力。他還介紹，目前參加國防部例行記者會的外媒已有30家，占全部媒體的三分之二，針對這一情況，他表示發言人要直面外媒。楊宇軍的一個觀點引起了諸多發言人的共鳴，他說，新聞發言人要轉變觀念，認識到熱點敏感問題多是好問題，并且要積極穩妥回應涉軍熱點敏感問題，營造有利輿論環境。

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所在的部門與每一戶家庭都息息相關。他表示，面對新媒體時代的“閃光燈”和“麥克風”，發言人走上發布臺開好一場新聞發布會，要想“說得好”，就必須要有一種“底氣”。一段時期以來，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和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雙軌制”問題備受關注，曾是人社部來信來訪的重點和輿論關注的焦點。李忠講起，前些年，面對媒體的相關問題，他感覺是個很大的考驗。近年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推進，“雙軌制”問題成為歷史，相關的輿情熱點逐漸平息。

“對民生領域新聞發言人而言，要想‘說得好’，讓新聞發布取得更好的效果，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工作‘做得好’。”李忠表示。

沈丹陽是一位學者型新聞發言人，早年曾在國務院辦公廳、商務部從事對外經貿政策研究，2010年才“跨界”成為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彼時他曾表示，新聞發布機構也好，新聞發言人也好，要讓人感覺實在，可信。因為其所在部門的特點，沈丹陽平時“接招”更多的不是突發事件，而是數據解讀和熱點經濟事件。比如，備受輿論關注的滴滴優步合并，作為商務部發言人的他曾在8月份一個月內進行三次回應，實屬罕見。在接受北青報記者專訪時，他說新聞發言人要處理好新聞宣傳和新聞需求的關系，政府、部委有宣傳需要，媒體、受眾有新聞需求，作為新聞發布要處理好兩者關系。

推動建立新聞發言人容錯機制

新媒體的使用也是此次新聞發言人聚在一起討論的話題。

前面提到，蔣建國在論壇上指出，新聞發言人應該做到“會用全媒體”。這一點，讓參加論壇的新聞發言人印象頗為深刻。

中國地震臺網中心主任、新聞發言人潘懷文對于這個領域無疑很有發言權，據北青報記者了解，潘懷文正是擁有500多萬粉絲的中國地震臺網官方微博的幕后“操盤人”。當被問及微博發布那么快、內容又那么萌，是否由90后在做這項工作，潘懷文表示，團隊中的確有不少90后，不過領導是70后。

此外，新聞發言人的“容錯機制”也備受參與論壇的媒體記者和新聞發言人關注。

李忠表示，對于新聞發言人而言，說錯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說。面對新聞媒體，新聞發言人要勇于擔當、敢于發聲，組織上特別是領導同志也應該多為新聞發言人開展工作創造條件、提供保障，鼓勵他們積極發聲，寬容他們的失誤。國新辦新聞發言人襲艷春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十八大以來，一些文件里已經對這個問題有所體現，希望形成容錯機制。另一位國新辦新聞發言人胡凱紅也表示，建立容錯機制這個問題已經在向前推動，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并且非常鼓勵和推動我們的主要負責人和發言人走到前面來說話。

北青報記者觀察到，到場的新聞發言人顯得十分輕松。在分論壇上，發言的七分鐘時限，他們通常都不夠用，表達、分享的欲望非常強烈。他們面對媒體，更像是一種朋友關系。

談及參加這次論壇的感受，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對北青報記者表示，新聞發言人論壇是一個很好的平臺，就像給發言人這個群體營建一個家。大家共聚一堂，不僅僅是頭腦風暴，更是強化責任與擔當，互相鼓勵。

對話

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發言人不能總講套話

在此次論壇舉辦期間，北青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從2011年至今，沈丹陽已經擔任了五年商務部新聞發布者的工作，在這一領域經驗豐富。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沈丹陽表示，召開發布會要注意挖掘一些新聞點。

背后有一個團隊在共同努力

北青報：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華前夕，你在新聞發布會上披露，中國將擴大從菲律賓進口熱帶水果。消息一出，立刻就上了各客戶端的頭條。當時主動發布這條信息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沈丹陽：現在我們新聞發言人必須要處理好宣傳需要和新聞需求的關系，政府、部委有宣傳需要，媒體、受眾有新聞需求，作為新聞發布要處理好兩者關系，不能總講套話，也不能僅僅看新聞需求，最好是把兩者結合在一起。

像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來訪，以往新聞宣傳的語言特點大家也非常熟悉，基本是高大上的話，諸如“兩國進行經貿戰略對接，擴大雙邊貿易，鼓勵中國企業更多到菲律賓投資”等等，但為什么要講很微觀的菲律賓水果貿易呢，其實是因為這樣的消息和普通民眾、企業關系密切，有新聞點。我們開發布會的時候，會注意去挖掘這些新聞點，而這個信息就屬于典型的新聞點。

北青報：那你們平時怎么發掘新聞點?發布會前要做什么樣的準備?

沈丹陽：關鍵是平時就要經常注重媒體在關注什么。這件事已經有媒體在關注了，比如菲律賓有什么東西可以對我們出口。我們正在考慮杜特爾特來訪的相關宣傳工作，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于是就把兩者結合了起來。

每次發布會的兩三天前就會準備，但新聞是實時更新的，所以還會上網隨時關注最新發生的熱點。每次發布會前，都會把各個司局請來商議如何發布信息和如何回應社會關注。商務部新聞辦會實時了解媒體關注的問題，我們基本上對媒體問什么問題都能“押”個八九不離十。

北青報：你背后應該是有一個團隊在運行發布會相關的工作?

沈丹陽：是的，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團隊成員主要來自商務部新聞辦，大概有10多個人，各司局新聞聯絡員也是重要組成成員。此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要建立新聞發布的制度和工作機制。比如我們有四個輿情收集渠道。第一個是和新華社、國際商報等機構合作的《每日輿情》。第二是輿情專報，這是對焦點性內容的重點關注和深度分析。第三，通過建立各個司局新聞聯絡員制度分析輿情，我在每次發布會前定期把聯絡員請來開會，討論分析最近有什么熱點、媒體關注的事情要如何回答。此外，我們有個新聞輿情的提示單制度，我們將各方面最近關注的重要事項，提示給相關司局，讓他們準備回應口徑。所以說，這不是發言人一個人在戰斗，而是一個團隊在共同努力。

不會對記者提問生氣

北青報：你是如何走上新聞發言人的職業道路的?

沈丹陽：當發言人不是自己的選擇，要組織安排。我在商務部研究院工作了五六年，和媒體互動比較多。到了商務部機關工作后，在擔任新聞發言人之前分管了三四年新聞工作，后來再做新聞發言人，基本上是水到渠成。商務部是非常重要的宏觀經濟部門，“三駕馬車”跟我們都有關，我們需要做研究、分析，而且商務部很多新聞是具有經濟學含義的，此外我們現在需要更深入地面向企業、公眾解讀，這需要一定的經濟學邏輯，有時新聞發布不能太碎片化，要盡量讓我們的受眾、媒體更系統了解、理解商務工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以前的工作積累對我做好工作是有幫助的。

北青報：你覺得自己經濟學的背景對當好新聞發言人有幫助?

沈丹陽：會有一定幫助。但不一定非要學經濟學才能當發言人，發言人有很多類型。其實新聞發言人發揮空間不是很大，一般說來，我們要嚴格按照新聞口徑來回答問題，不能有太多個人色彩。當然，在符合口徑的同時，要盡可能地講得生動、易懂一些，這樣才利于傳播。所以并不是說我有經濟學背景，才讓我去做發言人。總的來說，新聞發言人知識面要寬，反應要相對快，語言表達、邏輯思維表達要清晰，才有利于把事情和問題講清楚。

北青報：一場成功的發布會，記者的角色也很重要。如果一個記者問了一個很隨意的問題，你會生氣嗎?

沈丹陽：不會。來商務部參加記者會的記者，多數是很優秀的，很有專業素養的。無非就是有些問題容易回答，有些比較難，但是不能把不容易回答的問題都理解成記者故意刁難，也就沒必要生氣。

擔心大家對自己“審美疲勞”

北青報：新聞發言人是一個很受社會關注的職業。有的新聞發言人之后走向更高的領導崗位，而最近也有新聞發言人辭職去民企發展，你如何看待這個職業的前景?

沈丹陽：目前，政府新聞發言人還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個崗位。因為是政府官員，新聞發言人的職位調整就很正常，工作3-5年后調整很普遍。不同于外交部、國防部等部門，大部分部委新聞發言人不是專職的，更多的是像我這樣“兼”著做。你提到有人選擇離開體制內，其實這也很正常，國內外都是這樣，不一定一直做這個崗位，發言人隊伍也是需要不斷更新的。

北青報：很多新聞發言人都表示壓力很大，你覺得壓力大嗎?

沈丹陽：我還可以，壓力正常。目前我主要擔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新聞發言人不是我的“本職”。政策研究室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我雖然不直接主管新聞工作，但政策研究室可以接觸商務部全面情況和國家宏觀經濟的情況，這對做好新聞發言人也有幫助。我隨時關注輿情，了解商務工作乃至全國經濟工作的動態。壓力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已經做了那么多年，有了一些經驗，壓力不會很大。作為新聞發言人，盡管還是會有如履薄冰的感覺，但這些年掌握的知識、技巧和方法，以及部里方方面面提供的保障，都有利于我做好工作，所以總體壓力是可控的。

但我感覺自己不應該做太長時間，也擔心大家“審美疲勞”。你們會審美疲勞嗎?

北青報：形象對于新聞發言人來說也很重要，你在這方面有什么經驗?

沈丹陽：平常我是不太注意所謂“形象”的，我就是每個月的發布會前吹吹頭發，一年兩三套西裝倒著換，五年只換了一副眼鏡。其實大家關注新聞發言人應該主要并不是“形象”如何，更多的是關注內在的東西，“形象”只要符合職業要求就可以。本版文/本報記者 趙萌

供圖/國新辦網站、商務部網站

縱深

建立30多年后 發言人制度再觀察

在此次中國新聞發言人論壇上，北青報記者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新聞發言人不是人，而是制度”。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正式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這項制度影響深遠，成為國內外媒體和大眾了解相關政府信息的重要渠道。2003年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這一年年初，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國新辦、中央各部門、省級人民政府三個層次的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建設的要求。2004年底，國新辦首次公布了62個部門的75位新聞發言人的名單和電話，這在當年被看做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這其中一些新聞發言人被稱為“黃埔一期”，其中包括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原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國家安監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黃毅、原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以及上海市政府原新聞發言人焦揚。

時間過去三十多年，這項制度現在又有了什么新進展?

國新辦副主任郭衛民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提及了“4·2·1+N”新聞發布模式以及今年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和“部長通道”。上述新聞發布模式也是這兩年來新聞發布制度的亮點。

郭衛民表示，目前回應熱點問題還不夠、回應敏感問題還不及時，還有突發事件能不能及時發、發得好。而“4·2·1+N”模式有個好處就是，有些事情總要出來回應，還不如早回應。下一步要推進各部門的一把手作為新聞發布會的第一責任人。

國新辦新聞發言人胡凱紅解釋道，“4·2·1+N”新聞發布模式是2015年由國務院新聞辦提出建立，即與宏觀經濟、民生關系密切和社會關注事項較多的部門，每季度至少舉行1次新聞發布會，每年4次;這些部門的負責同志(部門的一把手)，每半年至少出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1次，每年2次;這些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一般指副部長)，每年至少出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1次。據了解，2015年，53個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或負責同志出席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

談及的全國兩會期間的國務院部門新聞發布會，郭衛民表示：“這樣的新聞發布模式也是國新辦一直在推動的，而且兩會上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都是‘一把手’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