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茲聚焦切斯特·尼米茲上將的一些顯著特點。

首先，尼米茲具備一種令人羨慕的能力，可以冷靜耐心地和各種人共事。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數周后，他到珍珠港擔任指揮官，對司令部惶恐的工作人員說：“我完全信任你們的能力和判斷力。”然后，他跟每個人握手。

他還有權衡模糊數據的能力，這大概使他克服謹慎的天性去冒一些險。1942年，他在珊瑚海和中途島附近的“賭博”都取得成功，打贏了兩場重要的海戰。

戰時似乎流行這種思維方式。地球另一端，詹姆斯·加文在第一場戰斗前思索死亡。他在戰時日記中寫道：“我將承擔可以預計的風險。”加文是那個時代最有趣的陸軍將領之一。他在孤兒院生活過一段時間，八年級輟學，入伍后通過努力學習進入西點軍校，36歲升任準將。

《戰爭中的加文：詹姆斯·加文中將的二戰日記》就像一幅生動的自畫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戰友和自己的軍隊持懷疑態度。他在1945年寫道：“我們的炮兵很了不起，空軍也不錯。但步兵糟透了。每個人都希望活到老年。”

那些可憐的步兵很可能不同意。在《一名機槍手的戰爭：在二戰中跟隨第一步兵師從諾曼底直至勝利》這本新書中，歐內斯特·安德魯斯講述了自己如何作為一個不知名的步兵努力戰斗并生存下來。

1944年6月6日，從田納西州查塔努加高中畢業僅一年的安德魯斯準備在奧馬哈海灘登陸：這是盟軍登陸法國的行動之一。他在諾曼底登陸的第一天，就看到兩名背著重負的士兵試圖從船上爬下來，結果卻落入波濤洶涌的大海，其中一人再也沒出來。

出乎意料的是，他經歷的最艱苦戰斗不是在諾曼底，而是在后來部隊逼近德國的時候。在一個雷電交加的戰斗之夜，一道閃電突然照亮兩名德國士兵，他們就在6英尺(約合1.8米)開外，正準備殺死他。他開槍把兩人都打死了。天亮時分，他轉過身，看到身后的水泥墻有數百個小彈坑，都是敵人向他發射的子彈。

一次戰斗結束后，安德魯斯注意到一名從前線押送過來的新俘虜。安德魯斯羨慕這個人：“看著他作為戰俘被帶到后方，我心想，他多幸運啊，再也不用打仗了。”

這個德國俘虜大概是二戰期間被俘的2000萬軍人當中比較幸運的人之一。他們被囚禁的關鍵事實是：不同的地方，情況相差很大。

正如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鮑勃·穆爾在《戰俘：歐洲(1939-1956)》中描述的，當戰俘的最佳地點是加拿大，那里的德國軍人有啤酒廳、足球場和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一項醫學調查發現，在某個加拿大戰俘營，戰俘們10個月平均增重5.4公斤。

穆爾的敘述完整但枯燥，這在處理被一些影片(尤其是《大逃亡》和《戰地軍魂》等影片)浪漫化了的戰俘營時反而是好事。他引用的數字令人難以置信。在二戰期間德軍俘虜的570萬紅軍中，有330萬人在囚禁中死亡。

因此，事實再次證明，二戰確實還有更多值得說的內容。不幸的是，許多內容都強化了一個慘痛教訓：人類相互虐待的方式難以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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