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宣布會議正式開始后，聊天框就不斷出現對賀建奎的提問，問題主要關于生物技術倫理和DMD研究。
“賀博士，你對于法律禁止生殖細胞基因編輯有何評價？”
“賀博士，我們想聽到比科學更多的東西。在你開始新研究前，會考慮什么議題？當發現研究可能面臨倫理問題時，你會尋求誰的幫助？”
“賀博士，你有潛在考慮未來嘗試生殖細胞基因治療嗎？你對于各種倫理問題有何理解，你對前景有何預估？”
……
賀建奎說：“請發郵件。”對于所有拋向他的問題，他并不愿意作公開直接回應。
英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遺傳學家羅賓·洛弗爾-貝吉(Robin Lovell-Badge)離開會議前對主持人和嘉賓說：我必須離開了，非常遺憾我們沒能從賀建奎那里得到任何回答。
會議主辦方向記者展示了給賀建奎的會議邀請信。信中寫道：關于中國的生命倫理共同體和科學共同體如何建立更好工作聯系、全球政策和科學對話如何幫助公眾建立對于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自信和信任，我們希望展開開放并坦誠的討論。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雷瑞鵬告訴記者，相比會議邀請函中請賀建奎分享的內容，“他完全講了另一套。”
“2個小時的會議，我們給了他40分鐘時間，一個非常充分的時間去聊他對科研倫理的思考，但他只說了25分鐘，講了最為基本的科普的知識，很輕描淡寫地講了他的一些想法。”會議主辦方肯特大學全球科學與認知正義中心主任張悅悅會后對科技日報記者說，“如果他不談過去，至少應該談談現在和未來。特別是DMD要進入臨床試驗，他總要有一些關于科研倫理方面的思考吧？如果沒有，那對于患者的誠意是有欠缺的，科研計劃是有偏頗的。”
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曹薇薇在會議討論環節中提出：“在過去，不可否認，賀博士觸犯了法律也沒有通過倫理審查。當下的科學環境，我們需要合作，參與到國際規則當中去。如果您的實驗室想要可持續發展，您如何應對現在國內外都越來越嚴格的法律和倫理審查呢？”
這依舊是會議中沒有得到回音的一個問題。
其他三位報告人——湖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世輝，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蘇莉、謝尚縣，在報告中結合自己的專業領域和教育經驗，提到要加強生命倫理交流、宣傳和安全教育。
記者會后向賀建奎發郵件詢問不愿回答的考慮，以及對科研倫理問題的思考。他讓記者聯系其負責媒體對接的合伙人。
雷瑞鵬在會議討論階段介紹了我國自2019年以來在科技倫理治理領域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規建設，以及關于基因編輯技術倫理和治理問題的重要學術討論及成果。會議結束前，她以自己主持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合成生物學倫理、政策法規框架研究”為例，介紹了“框架”一詞的內在含義。“框”意味著約束和規范，“架”意味著支撐和依托。她強調，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倫理規范和法律法規的支撐，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行穩致遠是比彎道超車更睿智的新興科技發展路徑。(科技日報 實習記者 孫 瑜)
